我的姐姐胡榕， 笔名“老榕树”的博主在纽约杨花四月的一个春天的午后与世长辞。她虽然死于脑溢血， 但是在去世的前几年都深受焦虑症以及忧郁症的烦扰。 如果不是焦虑忧郁症缠身， 我想她的高血压会因为中医调养和吃西医降压药而受到控制，不会被情绪左右而导致高血压高居不下时还拒绝吃西药，最终以脑溢血的方式轻易撒手人寰。

关于我的姐姐， 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虽然我对她的了解甚微。 在我的记忆里， 胡榕是一个非常生性顽固、自我封闭的人， 从来不愿谈起自己的任何经历， 尤其她在内蒙兵团六年的往事， 因此，我对她在内蒙兵团的遭遇所知甚少。 当我们最后整理她的遗物时， 发现了一包零散的照片， 里面都是她在内蒙兵团的青春岁月， 看了不禁让人泪盈于睫， 不得不说点她的故事。

我姐姐胡榕去内蒙兵团的时候只有16岁， 她是在隐瞒我妈妈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内蒙兵团去的 。

当时我在对外文委工作的父母都已经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原本他们把刚上小学的我与已上初中的姐姐留在北京的姥姥家， 自己去了干校下放。 后来，我姥姥写信给我妈， 跟她说我当红卫兵的姐姐经常夜不归家， 实在管不了她，怕她出事，叫我妈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走。 我父母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将我们带去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当时由军宣队管理， 专门监督这帮来自北京各大部委的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 知识分子们随时都受到监控批判， 所有来往信件也受到检查， 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

跟随父母去干校的孩子没有学上， 每天都趁着父母外出劳动的时候聚在一起四处游荡， 偷老乡种的粮食吃，因此如何监管这批孩子也成了军宣队头痛的事情。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急需军垦兵开荒种地， 因此除了在各大城市号召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报名去内蒙兵团之外， 也动员各地干校知识分子的孩子们报名。当时，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兵”对象以北方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主，要求是66届至69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年龄在15岁至22岁之间。自1969年至1971年，兵团共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招兵”活动，共计招收了98999名城市知识青年为兵团战士。

胡榕当时属于70届的，不在招兵范围内，本可以留在北京分配工作。但是， 军宣队的军人们给这些孩子描述了一下内蒙兵团的前景，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去正式当兵穿军服， 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参军当兵一直是胡榕的一个梦想， 因此， 内蒙兵团的所谓“招兵” 让她心动了。

在五七干校， 知识分子们都是男女分住集体宿舍，胡榕跟着母亲住在女生集体宿舍里， 完全没与私人空间，讲话非常不方便， 有什么私下要讲的事情都要到宿舍外面的野地里去说。 母亲听说军宣队在鼓动孩子们前往内蒙古参加建设兵团， 便多次拉着胡榕在野地里谈悄悄话，力劝她不要去， 说她刚满16 岁， 初中还没有毕业，至少 应该念完初中再离家， 而且她又是北京户口， 迁出容易迁进难， 一旦去兵团，她就很难回来了。 还有， 兵团生活艰苦， 她一个16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 需要营养， 根本不适宜承受沙漠中成年人才从事的艰苦劳动和生活 。 但是对母亲的规劝， 生性倔强的胡榕非常反感。 母亲说一句， 她就顶一句， 对她所有的担忧焦虑都以三个充满抗拒的字眼“我愿意！”来回复， 连想都不愿意想母亲所说的任何话。

过了几天， 我妈妈正在田里干活， 她的一个同事跑来跟她说， “不得了，你女儿已经报名去内蒙兵团了， 过几天就要去北京集合了。”

我妈听了大吃一惊， 赶紧请了假就往宿舍里跑， 想要阻拦我姐姐。 她心急如焚，一路紧赶慢赶地奔跑在归家的田间野地里， 一不小心摔在沟壑里， 崴了脚， 痛的走不动路， 但是她爬起来，仍然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回去。 等到我妈找到胡榕， 她的脚已经肿得好大。母亲坚持劝阻我姐姐说， 她希望胡榕回北京念完初中再说， 如果她初中毕业了还想出去闯天下的话， 母亲就不拦阻她了。胡榕撇了一眼一脸焦虑的母亲， 冷冷地说：“念书有什么用？ 你和爸爸都是大学毕业， 不也是在这里种地嘛？！” 一句话顿时噎得我母亲无话可讲。

过了几天， 一直都因为此事与母亲处于冷战之中的胡榕给母亲看了一封她北京老师的来信， 信上说， 我姐姐的这届毕业生分配到北京的工厂， 让她赶紧回京去接受工作分配。

我母亲看了，便同意买火车票让我姐姐返京。 她哪里知道， 一切都是我姐姐与她的老师串通出来的计谋， 为的就是让她可以顺利脱身回京， 再前往内蒙兵团。就这样， 我姐姐16 岁的花漾年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内蒙兵团报到。

离开北京的那天， 是1970年的八月份的夏天。 当时， 由于五七干校政治环境的恶劣， 我母亲已经托人将我从干校送回北京与姥姥住在一起。 姥姥带我去照相馆与我姐姐拍了一张合影后， 就送我姐姐到北京站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我记得火车的车厢里光线非常暗淡， 梳着短发的姐姐与我母亲同事的孩子， 一个只有14 岁的女孩一起在车厢里窜来窜去， 异常兴奋。 站台上敲锣打鼓的人们以及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为我姐姐的离开做了最好的背景音， 让只有8岁的我感到内心发紧， 我不明白， 姐姐为什么要离开， 也丝毫不能理解她当时的兴奋心情以及我自己内心隐藏的悲伤。

胡榕去了内蒙古兵团之后， 才发现她所有当兵穿军装的梦想都是她自己的异想天开， 兵团战士的每天工作就是辛苦劳动的同时， 还要早请示，晚汇报， 没有任何个人自由行动的权利。 内蒙兵团3师23团驻扎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巴拉亥， 紧邻库布齐沙漠和黄河。 兵团的工作就是在沙漠上开垦荒地， 种水稻和向日葵等粮油作物。库布齐沙漠位于内蒙南侧鄂尔多斯高原处，风沙大， 离内地近，原本自然生长着大量抗旱能力强的固沙植被，抑制了沙漠化的成形。兵团开荒种水稻后挖黄河渠道引水， 工作异常辛苦不说， 还是无益劳动，因为几年劳作后水稻收成非常低，根本都不够兵团人的食用，而挖渠引来的黄河水却淹没了大片沙枣林， 更加加剧了大地的沙漠化。

到了兵团一年后， 胡榕给我母亲去了一封信， 里面只有几个字： 妈妈，我错了！ 我母亲看后， 眼泪扑簌而下。 当时兵团来往的信件都要检查， 因此， 胡榕只写了这几个字， 我母亲一看就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了， 知道她在兵团日子过得就像她曾经预言过的那样。

1971年，我姥姥带我去内蒙兵团看了我姐姐一次。 走之前，我姥姥指挥我用所有的面票买了白面， 并用积攒了多年的猪油炒面。 我记得我挥汗如雨地在夏天的热炉子前一锅锅不断炒油炒面，炒的都烦死了，也馋死了，但姥姥就是不让我吃炒好的油炒面， 说是要带去内蒙古给没有什么好吃的姐姐吃。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半夜到达呼和浩特， 然后再坐上兵团到呼和浩特运煤的军用卡车， 似乎颠簸了一夜，才来到了杭锦旗巴拉亥。 我记得我和姥姥半坐在军车里， 像摇煤球似地被摇了大半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 我看到深远的蓝天下面金黄色的沙漠， 一个个流线形的沙丘矗立在沙漠上， 非常漂亮， 让第一次看到沙漠和沙丘的我眼睛都看呆了。

“知道吗？” 有个搭车的穿军装的男人看我痴痴地呆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丘， 便吓唬我说， “你别看它们很好看， 但如果你走到沙漠上， 起风的时候， 这些沙丘都会移动， 一旦把你埋起来， 找都找不到你。 ”我听了， 心里害怕， 马上想像着绵延的沙丘忽然移动起来把我埋住的感觉和样子， 顿时， 对眼前这些金黄色的连绵沙丘产生了恐惧感。

到了兵团， 姐姐兴冲冲地和她的战友们把我和姥姥接到她们的驻地， 就是一排土坯房子， 其中一间是姐姐与其他四个女孩共同居住。 屋里只有一张炕， 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五个人的铺盖， 叠得如同方块。 炕前面就是一个烧煤的火炉， 用来取暖。

姐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 还是她离开北京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我已经记不清她的样子， 但是她的兴奋程度让我感到她非常开心有家人来看她。

我妈后来告诉我说， 姥姥带我去看姐姐， 就是跟她赌气。 因为姥姥一直不能原谅我妈居然让我姐一个16岁的女孩子单独去内蒙兵团当军垦兵。 她认为我母亲把我送回北京姥姥家， 然后又把大女儿送到内蒙兵团吃苦受罪，就是为了夫妻两个想过逍遥的清静日子。 姥姥哪里知道，我父母当时正在干校受批判，我母亲怕我看到这种情景留下心理创伤，才赶紧托人把我送回北京。我父母在干校没有人身自由， 来往的信函又受到审查，因此， 她无法，也不敢将全部的真相告诉姥姥。

不明真相的姥姥觉得我母亲不爱两个女儿，不仅不回北京来看小女儿，甚至都不去内蒙兵团探望大女儿， 因此出于赌气， 加上也想念我姐姐， 便带着我一起去看望在兵团劳作的姐姐。

我记得那次去内蒙兵团，我跟着其他的战士一起去野地里放猪， 到食堂跟他们一起做饭， 还在劳动之后， 与姐姐的战友们围炉取暖。 她们告诉我， 内蒙的天气就是”早穿棉， 午穿纱， 抱着火炉吃西瓜”， 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吃过西瓜。 在一个8岁的爱玩的女孩子眼里，兵团的生活虽然单调艰苦， 但是一望无际的旷野依旧让我心旗摇荡。

后来， 我听姐姐的战友们说， 不少知青都在兵团苦役般的生活中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有的发了神经病被送回家， 也有的自杀跳了黄河。杭锦旗巴拉亥离黄河并不远， 每年冬天， 在黄河封冻之前， 兵团战士都要将过冬的物资用人力拉回来，有的人途中不小心就掉进黄河， 失去踪迹。还有的人在沙漠中劳动回来时在大风沙中迷路被埋在沙漠中，永远没有回来。

现在回看这些照片， 望着姐姐青春年少的稚气脸庞， 以及周边简陋的环境， 才知道当时她的心里面一定充满了想家， 想北京，想念所有曾经好吃的食品的苦涩。  

幸好， 我姐姐在兵团劳动了两年之后被调到团部做报务员，一直在23团的团部里面工作。 查阅23团的资料， 还可以看到胡榕的名字， 她的编号是008， 于1972年9月25日迁入团部机关做报务员， 这就是关于胡榕在兵团6年的唯一官方记录。

1975年， 邓小平重新上台执掌工作， 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 其中允许在北京工作的家长以父母有病、家庭困难、无人照顾等理由将在边疆兵团工作的子女调回。 于是我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的父母开始了漫长的将我姐姐回调北京的坎坷历程， 直到1976年，我姐姐终于从内蒙兵团重新回到了北京。

在胡榕不是很长的人生旅途中的最后几年， 她完全是在身体与头脑的病痛中，在焦虑症与忧郁症交加的状态中渡过的。 我常常想， 如果她当时没有去兵团， 而是在北京读完初中后工作， 她最终是否还会患上忧郁症？ 毕竟， 一个16岁的孩子， 心态头脑到身体都没有完全成熟， 却要远离家与城市， 在遥远的内蒙古沙漠上服苦役般地劳作， 她的心理心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潜在损伤。 毕竟，人生只有一个16岁， 当美国的16岁少女们盛装召开庆祝Sweet 16 的派对，庆祝自己终于长大成人之时， 我姐的的16岁， 以及她最好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内蒙古兵团的艰苦劳动中渡过的。 想想六年艰苦卓绝的孤独的岁月， 都不知道她是如何熬过来的。

如今， 斯人已去， 唯有她在内蒙古兵团渡过青葱岁月的一些照片记录着她所生长的那个所谓“可歌可泣”的时代。所有的往昔都在她少年纯真的眼神中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痕迹， 在她的苗条的身影上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我翻看着照片， 仿佛翻看着胡榕曾经走过的岁月， 那时候，她也曾年轻美丽， 也曾充满了对生命的热忱。回想着最后一次在医院急诊的病床上见到她形容枯槁的模样， 她冰冷苍白的手臂，以及最后几年一直刻印在她脸庞上的痛苦与哀伤， 我难以想象， 她16岁到22岁的生命曾经也灿烂地在内蒙兵团开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