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严蕊：

历史上总发生党争，互相倾轧，一方面是出于私利，故意误导庙堂，浑浊圣听，所以就发生了另一面的激烈对抗，比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发生的甘露之变，明朝发生的东林党之变，晚清发生的六君子之死。其实党倾一直存在，为了弄倒对手，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什么诬陷都有，罗织罪名总是掌握在胜利的一方，即使是个清廉的人，也会因为失势而被诬陷是大贪大奸。只要能打倒对手，无所谓牺牲什么人，什么卑鄙的手段，比如陷害对手身边的朋友，强迫他们诬告当事人，而一些红颜知己也被卷入党倾的漩涡之中。比如南宋时的朱熹，为了打击唐与正，他抓了对方的红颜知己严蕊，唐与正刚正不阿，在台州打击不法豪强，为朱熹所妒，而且唐与正也一直反对朱熹理学，更是让朱熹恼羞成怒。于是朱熹想出了诡计，拿他身边的朋友下手，便选择了风尘女子，因为唐与正的朋友都是心学传人，根本不畏惧朱熹，所以他要对一个弱女子下手，可以让对手防不胜防。但是，万万让朱熹想不到的是，严蕊虽然堕入风尘，却是一副侠骨心肠，宁死不屈，即使被酷刑折磨的遍体鳞伤，也不吐一字以诬陷良友。朱熹看似道貌岸然，实则蛇蝎心肠，卑鄙龌龊，面对视死如归的严蕊，朱熹最终也是无可奈何。事后朱熹被调走他地，换来了岳霖亲审，这个岳飞之后比朱熹更有人性，毕竟祖辈遭遇抄家之祸，懂得落难之人的不幸，便放归严蕊，让她从良，不过经此事变，严蕊不便再与唐与正接触，免得再遭诽谤，罪连朋友，一对诗情画意的知己就这样被朱熹棒打鸳鸯，想想真是可惜。秋瑾的诗《宝剑歌》有“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在非常时期和特殊的年代里，大家的本能反应都是保护自己，即使知道是诬陷也愿意随波逐流，毕竟是大势所趋，少有人敢于牺牲自己，也不愿陷害他人。几十年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死我活，各种索命鬼粉墨登场，就嫌自己诬陷的人少，夫妻，父母儿女都成陌路，与严蕊相比，后人是自叹不如。而且仕途是非，也不是局外人可以一目了然，所谓善恶清浊都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那些被击倒的人身边的红颜总是被当成牺牲的工具，在舆论的炮轰之下，大众除了对她们的讽刺，厌恶，却没有半分的怜香惜玉。

现代人有精无魄：

坐公交车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群人乱哄哄冲上车，是为了抢座位，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这样的习惯，如果说小孩，老人抢座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不是壮年，当然，假如老人倚老卖老，见人不让坐就动粗，滥用暴力，很容易被人觉得他的小时候属于破四旧的小将。还有一种人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很多属于壮年的人，二十到四十左右的人，他们一上车，在没有位置之下，身体很不牢固，动摇西晃，脚跟立足无力，甚至习惯靠着觉得舒服。我觉得他们是有精无魄，有肉无血，就是说只剩了躯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没有东西，意志没有力量，所以身体像散架，人如软骨头，黏糊糊的。

我坐公交车少抢位置的，至于我依靠栏杆也是方便看书学习，因为我要做标记，一只手不方便做事，过去在北京即使坐一个小时的地铁，或是公交车，也是这样看书直到租房的城中村。以上这些人的现象属于国魂丧失，照此下去是国不将国，人如果精神没有东西，就没有意志，更没有理性和抱负，最后就只能想玛雅文明一样，被后人陈列在博物馆里。有一句话是“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先秦士人的思想结构，也是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些佐证可以读《庄子·论剑》，那些剑客因为觉得被冷淡是耻辱，都选择了自杀。

宋朝以前民风十分彪悍，一直都是任侠击剑，比如李白，他就是随身携带一把剑，更早的三国时代，这种任侠击剑的风俗更浓，身处乱世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那么技术就是保护自己的法宝，所以当时没什么文武之别。普遍的武艺绝不是为了打家劫舍，而是实现平天下的抱负，这种抱负可以解释是汤武之道，也可以是除残去秽，比如东汉党锢之祸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士人，可以说是澄清天下。

除了武功，传统还有文艺的表现技巧，诗词歌画是我们的国粹，唐诗就是影响世界的瑰宝，成为东方璀璨的一个纪元，即使到了文艺窒息的满清，也存在桐城派，即使是混乱不堪的民国，也出现了许多享誉中外的大师。一个人，如果有精神文明了，爱好文艺了，他是激情的，是善恶分明的，是有刚正之气的，是会驾驭外物的，而非被外物驾驭，是出的了宇宙的，而非限制在人类的想法当中。

文艺可以让人斗志昂扬，激情澎湃，敢于奋发，敢于求索，三魂七魄皆在体内，精魄旺盛，灵感无限，有激情才有生命，有精神才有意志，这样的人怎么会脚落不着地，神形分离呢。现在很多人辜负了民族的瑰宝，活在没有灵魂的环境里，却意识不到危险，古往今来，那些风云人物几乎都是接受过文艺洗礼，都有一定的思想和精神。比如三国时的吕蒙，原属于匹夫之勇，在孙权的教化之下，他开始读书，接受精神文明，日后战功赫赫，还扑灭了曾经威震华夏的关羽。

现在到处闯红灯，抢座位，说脏话，动粗，都是礼仪之邦的毁灭，是文艺的丧钟，是精神文明的坟墓，是人格与国格的粉身碎骨，有此国人，必是华夏文明的掘墓人，如此下去，华夏危矣。

工农说：

我是底层人，在底层的环境成长，所以见证了底层人的众生相，一种无耻，丑陋，这些人都是工农群体。都说底层人有小农思想，有时候是天方夜谭，有时候是莫名其妙，有时候是不可理喻。小时候在农村，我考虑过学些技术，村里人个个故意说些技术没用的话，想学这个，他们故意说没用，想学那个，他们故意说没用，当我面说，也当养父面说。那个时候种地只能温饱，其实村人是怕我有技术可以翻身，他们看不惯我翻身，觉得让我维持种地就一辈子是穷鬼，这样就可以继续对我侮辱，取笑。

养父很多时候也因为我不是他亲生孩子有很多戒备，小时候我还有美术天赋，自己会模拟一些人物像，比如古装的女生，是用毛笔和黑墨水画的，但是养父不愿给我钱买纸，所以天赋就这样夭折了。后来又启蒙了文学，学习写诗，村里人当我是洪水猛兽，大惊小怪，成天冷嘲热讽，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历史到现在，居然还有人会因为诗歌而看不惯，或没见过的。城市也有城中村，租房的基本都是工农群体，本来大家拥挤在合租的狭窄地方里，用着公共卫生间，随便一丝声音周围人都能听到，没有必要介入别人的生活。

其他城市多少可以做到不介入，不干扰别人的生活，福州就是做不到，我无论住哪里，都是把我当作异端，都觉得我读书，听歌，欣赏汉服，看电影，写诗会威胁他们的生活。都是有人来传播，丑化我一番，他们就疯狂配合，平日里也是对我谩骂，连房东说话也是阴阳怪气，真是心有多大胆，鬼有多大产，福州的产量不是人文，却是妖魔鬼怪。

工农看不惯别人文艺追求是有历史案列的，在文革的过去那些批斗大会，都是这些工农在表演，跟疯子一样，谁有文化就斗谁，谁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告发谁，谁父辈是商人，做过官的，或海归等就举报谁。只要一给文艺群体贴上标签说他们属于异端，这些工农群体就真相信文艺群体会剥夺他们所谓的幸福生活，于是跟鬼附体一样到处打砸抢，非得把别人朝死里折磨。现在人没有德行，没有善良，没有教养，没有素质，没有文艺都是那些工农群体造成的。有人就会说了，是什么人怂恿了他们，那么现在为什么我没有被怂恿，看看现实生活里，工农群体都是在闯红灯，抢座位，乱丢垃圾，吐口水，说脏话，面前是人，有说有笑，背后是鬼，落井下石，暗箭伤人。为什么这些低俗的事我没有参与，我也生活在底层，我怎么就不被他们怂恿了。

其实我一样对生活不满，但是你让我加入义和团那样没有规章，没有建设的暴力，我宁可参与李世民的变革，和康有为一块公车上书，那是知识分子的魅力，和一群工农到处打砸抢，那是打着救世主的野蛮人。工农做事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我就是生活在底层，周围的这些工农，看到别人买了一件新衣服就羡慕，看到别人穿了新鞋就羡慕，看到别人有钱也羡慕，看到别人有关系更羡慕。他们从不羡慕敢于呐喊的良心记者和律师，也不羡慕敢于批判的文艺大师，他们根本不知道，推动时代进步的是那些人的无畏和牺牲才敦促着朝廷的变革。一个人怎么样，基因就是怎么样，他们的子女也是这样龌龊，无良，缺德，十年前有个人一直给孩子灌输一些歧视别人的话，十年后这个孩子在地下室偷电瓶被当场抓到。

经济社会的工农子孙永远都是暴力者和破坏者，因为富贵人家可以送儿女出国，去接受更健康的教育，虽然他们的二代也存在为非作歹的孩子，但是对比之下，没有工农子女多。工农子女一些是用行为发泄不满，一些是短暂隐藏在内心，一旦受到刺激了就容易发作，因为条件限制了他们对物质的获得机会，那么嫉妒，贪婪就加深了他们对人类的抱怨，对世界的仇恨。如果朝廷以德教化世人，那么经济观就无法占据主要影响力，大家都优先选择德行，文艺，像颜回这样的人就显得高贵，普通人也有自己活着的尊严。可在经济社会里，底层人如果要活着，不仅需要忍受被欺压，还得低声下气，任人摆布，既然斗不过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就会把私愤发泄到身边的人那里，看不惯周围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把和周围人争强斗狠当成自己的本事，别人越不理会他，他们就越觉得自己被歧视，就越有暴力倾向，所以工农的冲突都是很激烈，头破血流，甚至剥夺生命。

哀思秋瑾：

对秋君的仰慕是她能够做许多男人不敢做的事，欣赏她是因为她敢于为了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去抗争。人活在世，虽如蝼蚁，但是再微不足道的生命也有最基本的尊严和人格，当自己不敢去思考，不敢去维护的时候，自己的人格就消亡了，意识也随波逐流，承认自己的困厄是属于正常的，接受了被人侮辱和欺压的局面。当年我特意联系绍兴的网友，准备去绍兴找工作，其实就是为了秋君去的，可到了绍兴之后，约好的网友没有出现，人生地不熟，我没有把握呆下去，第二天就坐车去了杭州，杭州的网友出现了，还带我到城中村租到了房子，就这样，我和秋君擦肩而过，无缘邂逅她的光辉事迹。否则我可以去秋君的大通学堂浏览一番，可以去当年斩杀她的轩亭口哀悼一番，可惜不会写毛笔字，不然可以用我的诗性作诗一首。秋君有诗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又有“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其词有“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自宋理教开始，束缚人心甚嚣尘上，女性到满清时毒害深入骨髓，民族也病入膏肓，哪有唐人举世文艺的激情。秋君可以冲破家庭的桎梏，世俗的桎梏，国家的桎梏，东渡日本，携手革命党人，其一举一动皆是光复人性的自由，是为所有人脱去身上的枷锁。秋君的牺牲是为世人争一个人格，也是争一个国格，是为民族争一个尊严。司马迁曾言“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秋君虽死，是比泰山还重，岂后人可以轻易逾越，若后人有比肩者，唯北大彭令昭。我成长在野陋之乡，读书不出小学，虽然业余读书万卷，只作娱乐，不敢滥竽充数，夸有学问，我也是一个可怜人，入戏太深，曾经就想入非非，能够有一段荡气回肠，才子佳人般的爱情，这些是今生无缘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