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小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咖啡馆里，人们的谈话会让你感觉仿佛置身于香港的奶茶店。这些人聊的全是中国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并将房价拉升至历史高点——尽管更公平地说，影响加州房地产市场的除了中国资金，还有来自美国科技业的资金。

海量资金涌入硅谷的局面，是中国资金外流整体上激增导致的结果之一。

不过，资金选择在这个时候流出中国有些蹊跷。通常来说，只有在政局不稳或经济增长放缓时才会出现这种资金外流。按照以往的演变模式，当前这波资金外流本应在去年年底前逐渐缩小。

截至去年11月，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大多已经确定下来。从上周日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们开始陆续离开雾蒙蒙的首都返回家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此前两周里得到了正式任命，其他领导岗位的任命也已公布，基本符合外界预期。这其中包括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他曾担任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的董事长；中国央行行长则被确认为将由周小川继续担任。

与此同时，经济数据大多显示中国经济已于去年第三季度触底。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增速已于去年第四季度升至7.9%，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7.4%。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居民对国家发展前景的看法理应比去年时更加乐观、而非更加悲观。

但事实上，市场情绪却和笼罩北京的雾霾一样阴郁黯淡。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关键词是政策连续性。但相对于连续性，中国更需要的是大胆变革。只有在中国权贵阶层眼中，连续性才是个好东西。

此外，政府在监管和规范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得很多领域的竞争程度和发展空间尚不及几年以前。对于金融领域来说尤其如此。政府高举监管与规范的大旗，实际上依然是在偏袒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并向普通百姓转嫁成本。

受到国家特殊照顾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建设银行(CCB)等国有大银行，以及以中海油(CNOOC)、中石油(CNPC)等大型能源企业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等电信业巨头为代表的其他大型国有企业。政府制定的规则使得银行能够获得廉价资金，银行再以优惠利率把资金贷给这些特权国企。

中国官员一直在说有必要改变民企与这些备受宠爱的国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无任何改善。例如，中国政府正试图加大对影子银行系统以及理财行业的整治力度，这二者抢走了原本会流向大银行的业务和存款。中国政府担心银子银行系统中暗藏或有债务以及隐形杠杆，一定程度上而言，政府的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影子银行使得身处民营部门且缺乏人脉的人能够获得资金——原因恰恰在于影子银行是不受管控的。它们的客户是那些拥有梦想却没有什么资产可用作贷款抵押品的企业家和创业新手。这些人的商业计划或许有一定风险，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向他们提供资金的人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很多人正是政府或者中共的官员。普通中国百姓的存款并非影子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

还有人担心，信托公司发售的理财产品可能是庞氏骗局。部分理财产品确实属于此类。但在很多情况下，理财产品也满足了一个合理的需要。中国目前仍将利率维持在人为的低位、以维护大银行的利益，但中国百姓应该有权获得高于负实际收益率的储蓄回报。

另外，资本账户管制使得普通中国百姓不能将自有资金投向国外，与此同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却有办法将财富转移到海外。

中国的人力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性都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中国打算向下一发展阶段迈进，就必须锐意革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有的中国人前往加州购置房产、并将子女送到加州的学校读书。悲哀的是，这些富人认为，只要中国的体制仍然受到操纵，积累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中国以外投资。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国际财经记者

译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