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79）——马克思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幽灵

作者：侯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是幽灵呢？

幽灵即鬼魂，给人以诡异和恐怖的感觉，使人产生灾祸潜伏的联想。

马克思称共产主义为幽灵是事出有因的：1847年6月，有一群愤青成立了一个激进的社会革命组织，取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实为乌合之众，苦于没有文化，连写个成立宣言的人都没有，只好求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是颇有名气的秀才。他俩也想借此机会出出风头，于是在1847年12月开始动笔起草，定名为《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最早来源于宗教的天堂意识，在早期的宗教活动中也尝试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模式。后来，有个名叫欧文的富人，搞了个共产主义试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特区”，在特区里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结果以失败告终，欧文也就彻底地破产了。马克思饱览群书，见多识广，当然知道欧文的事，但是面对一班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马克思不想扫他们的兴，只好采取隐讳的笔法，将共产主义巧妙地比喻为幽灵。幽灵带有邪恶的含义，中国人常常把碰上倒霉的事叫做“碰鬼”，欧洲人也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幽灵给人可能带来噩运，也可以说是善恶未卜，前途难料，总是让人感到非常诡异和惊悚。

马克思详细地看这班人，他们素质参差不齐，情绪非常容易激动，常常发生争吵甚至打架斗殴，常有以卵击石之举，颇感前途不妙，特对他们的信仰“共产主义”以幽灵冠之，在这里含有预警的意义，意思是说：你们热衷于打打杀杀，就是与幽灵打交道，小心小命。

    果然，《宣言》刚发表，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发动了武装斗争，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欧洲。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以失败告终，共产主义者同盟也作鸟兽散。1849年秋同盟领导人在伦敦重新聚集，逐渐恢复活动。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失败教训，重新分析形势，认为不宜鲁莽行事。但是以A.von维利希和K.沙佩尔为首的少数派则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立即发动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感到与这班暴徒难以共处，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1850年9月，终于导致同盟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就与他们分道扬镳了。1852年11月17日同盟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前后共有6年时间就重归于幽灵了。

1847年，由于马克思的冲动酿成了1848年暴力革命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对自己思想的反思，1849年马克思开始闭门思过，将自己关在英国伦敦图书馆里埋头写作《资本论》，从此以后，马克思发表了一系列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三论：

一、“限制论”——“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即社会革命），限于西欧各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430页]

    二、“条件论”——“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注：1847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

三、“阶段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马克思曾经坚决反对布朗基、普鲁东等激进派的暴力起义，认为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是，布朗基主义者瓦尔兰、普鲁东坚持在1871年3月18日举行起义，结果遭到当局残酷镇压，牺牲了3万多工人弟兄，5万多人被捕，坚持了60天的巴黎公社就化为幽灵了。1871年7月，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第683页。]

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告诉国际工人协会荷兰支部的追随者和工人们：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恩格斯针对巴黎公社的盲目性，作出如下批判：

为了“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3个布朗基主义者确信：“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马克思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迅速兴起到内部分裂直至覆灭，又从巴黎公社的迅雷般的急起急落中，从工人的鲜血和牺牲中体会到共产主义确实是个幽灵。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恩格斯针对共产主义提出93字真言：“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马克思对自己的《共产党宣言》越来越反感，曾经想过要修改它，但是为了尊重历史，就保留原状，但是马克思对这本书的评价是“粪，污秽之书。”马克思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里说：“但是《宣言》是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克思保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警醒世人，凡事都要讲条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要脱离自然的客观条件盲目从事，否则一切都会归于幽灵。
    马克思经过深思熟虑，晚年时思想日趋成熟。马克思总结历史教训时突然意识到，当一个团体或政党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它更倾向于保持这种权力，而不是在一定的时候将权力交出——即使这种权力是在革命或建立平等社会的名义下取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就会产生异化，将会慢慢离开自己的初衷，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以后慢慢地腐化堕落一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将会重蹈覆辙的。针对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做了专题分析：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忍受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6页] 

恩格斯说的“这些特征”，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少数领导人就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代表全体人民，不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将权力绝对化，甚至可能将提出异议的人打成反党分子予以镇压。恩格斯这些预言后来都全部变为现实。

上世纪40年代初，一班记者到延安考察回来，向宋美龄描述延安共产党如何如何廉洁，官员如何如何勤政。亲眼目睹国民党由廉政走向腐败的宋美龄深有感触地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味道。”

看后来历史的轮回——印证了宋美龄的预言，也印证了恩格斯指出的“这些特征”——有人自称是人民大救星，有人认为是人民的3个代表，更验证了马克思的幽灵论——列宁建立的共产主义大厦彻底地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