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种社会秩序与公民意志产生普遍抵触时，最先觉悟的总是社会少数知识分子。通常他们意识到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已成为专制秩序的牺牲品。于是便产生了变革秩序，表达自由，实现平等的愿望。这种愿望由少数人扩展到多数人，有一个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最先觉悟的人，总是借助各种宣传与舆论，必要时还会以身启蒙，流血牺牲，以换取多数人的觉醒和勇气。而专制统治者总是在人们起而行使权利的时候，撕下了他们是人民权利代表的面具，从专制枪膛中射出的子弹，引爆了沉积在强权压制下的人民情绪火药箱。于是少数人的愿望便变成了多数人的实践。由此可见，少数人的最先觉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种愿望，在不断推动着历史建筑，一层一层、一节一节地向天空伸延。思变的倾向是历史发展的主导倾向，适之则存，逆之则亡，义无反顾。

在少数人的愿望转化为多数人实践的道路上，充满了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的矛盾。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和政治私利出发，采取一切高压手段包括政治陷害和武力镇压来扼制人民的思变倾向，而被统治者则从夺回权利、实现平等自由的愿望出发，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直至流血牺牲。这种斗争便构成了历史上大规模的阶级暴力冲突。格罗特先生在其撰著的《希腊史》第二卷中指出，由于破坏宪章而成为终身统治者，即使统治的很好，人们也不会对其有“丝毫信任感”，因为“他的统治自始就是非法的”。

另一种矛盾是少数人最先觉悟，意味着社会秩序需要变革的思变倾向与其它来自民间落后习惯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落后的习惯势力来自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基础上的苟且偷生、愚昧守旧，甘做奴才的思安倾向。其实，思安倾向不仅更多地来自于农村，也来自于城市中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市民阶层、小官僚及僚属。我称他们为“不起反应的惰性气体”。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瓦季姆・扎格拉金在评价苏联改革时这样认为：“在我们和人民之间有2000万官僚者竭尽全力地反对我们。”在这个队伍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只会抱怨、满腹牢骚的少数知识分子。用苏联最有名的剧作家之一亚历山大格尔费的话说：“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发挥才能，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可一旦他们有了自由，才发现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才能。于是他们就极力反对自由。”这些人往往只看眼前利益，患得患失，害怕牺牲，不思进取，对社会共同利益和涉及子孙后代的社会变革麻木不仁，无动于终。这些力量加在一起，形成反对改革的阻力。这正是旧势力借以苟延残喘的病榻。

前些年中国流行一种最具欺骗性的论调叫做“稳定团结高于一切”，即安定于强制秩序之中，团结于“一言堂”之下，并把社会不安定的责任转嫁给那些最先觉醒要求享有权利与自由的异议人士。这是又一种原因与结果的颠倒；是苏维埃曾以“老子党”的名义，用坦克的履带所论证的逻辑颠倒。

一种合法的秩序必须体现平等与自由的原则。具有维护平等与自由的秩序，才能产生真正安定团结的结果，在一种不平等、不自由，贪污腐败，排斥异己，甚至用坦克来拒绝与人民平等谈判的秩序中怎么可能实现“安定团结”呢？

什么叫做“安定团结”？不允许人们对社会不公提出异议，不允许人们反对官倒，惩罚腐败，甚至不允许被专制子弹出倒了儿子的母亲向社会申诉和嚎啕痛苦，难道这叫做“安定团结吗？

一切以暴力镇压为伍的秩序，注定是要与动荡、混乱和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抗相伴终生，统治者始终都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历史上是这样，现实世界也是这样。斯大林主义用暴力在东欧所建立起的秩序从1998年东柏林人民起义到1991年东欧彻底结束了一党专制为止，途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独立工会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宪章运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等等人民何曾停止过斗争，秩序何曾得到过安宁？

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1957年所谓“右派”向党进攻，66年“文化大革命”以及相继而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全同民刊运动”“合肥科技大学学生运动”以及“6・4天安门惨案”，这一切都沥沥如昨……

一切的非法被掩藏在黑暗中，一切的对抗被掩藏在坦克的履带中，许久的沉默是一种“安定团结”吗？

社会是否安定并不是原因，而是平等与自由秩序所产生的结果。一切藏污纳垢、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安定”，都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安定”，只能是风暴来临前的“肥皂泡”，无论在布达佩斯、在布拉勒、华沙、莫斯科还是布加勒斯特都是如此。

如今的中国，正在思安与思变两种思潮、两种势力的较量中震痛。变革的反对者是以“思安”的势力为背景为借口的，但历史的法则向来没有背弃过变革者，他总是在思变者付出足够的耐力、勇气和血的代价的同时，策动了全社会的力量，其中也包括“惰性气体”，产生了“激烈的化学反应”，更多地加入了改革者的阵营，最终是多数人达成“共同妥协”意志，实现了变革秩序的目的。这既是一种现实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现实。

秩序的根本使命在于维护社会平等与自由，平等与自由才是产生社会主体性与主体间相互和谐的最高法则。而违背这项根本法则的任何“和谐社会”，都不过是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