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邢庆海，祖籍山东省德州地区禹城张庄镇邢庄。今年80岁，在世时间不多了。每个人都要经历从生到死的过程，在回归自然之前能回忆一下自己的一生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给孩子们一个了解过去的机会。因为我的文化程度有限，不能全面连贯地书写，请见谅。

我是阳历1933年8月15日出生，1940年以前的事因为年纪太小记不清了，所以从1940年之后开始说起。

我老家在鲁西北，解放前是全国有名的大平原，一片荒凉、落后的盐碱地，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德州禹城县在黄河以北，在济南到德州的铁路线上，铁路从我家乡转了个弯，又从北向西而去。

我父亲叫邢吉贵，终年89岁，母亲活至78岁去世。父母在世时告诉我，我爷爷死时，父亲才八岁，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靠我奶奶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根本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所以父亲没有文化。但我从记事起就从未见过大姑，也从未见过二姑和三姑夫，他们都英年早逝了。奶奶死后，我父亲一直靠给地主干活维持家中生计，直到40岁才结婚，而我母亲从小眼睛就不好，高度近视。我父母共生了我们9个孩子，大姐在生下后不久就送给我大舅做女儿了，今年（2013年）84岁了，现住在济南市。二姐在夏庄，今年82岁，我排行老三，四妹、五弟在解放前饿死了，六弟在邢庄，今年73岁，七弟也在解放前饿死了，八弟在沈阳，今年65岁，九妹妹在牛庄，今年60岁。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遇到天旱加上虫荒，地里收不到粮食。日本人又占领了那里，汉奸特别多（当时禹城一个区就有上千汉奸），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我家在村里是最穷的，大约在42-43年间，父亲刨了坟地的几棵榆树，卖了作路费，往东北给日本人挑土篮干苦力，钱也没挣到几个，当时我父亲50多岁了，没死在外面已经是万幸了。家中只剩下我母亲拉扯着我姐、我、我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全家靠挖野菜、采树叶、吃糠、拔草和拾柴火为生。一家五口人一个星期只有五斤黄豆，还不敢压碎，抓上几把豆子，放上点野菜和树叶烧上一锅果腹。那时我才10多岁，每天的任务就是挖野菜，摘树叶，把草和树枝晒干后做饭。

大约在43年，母亲带我到平原县姥姥家去，上午去了，我就不想再回家了。因为姥姥家是中农，比我们家条件好多了，全家6口人，有三四十亩地，还养着一头牛。那时二舅结婚，还有的吃果子饼、南瓜、去油的饼。于是我姥爷开口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在那拔草喂牛看瓜地。记得在43-44年2月末，有一次舅舅往地里送肥料，把我抱上车带我一起去，我在地里拔草刚拔了一篮子，就听见一声枪响，跑回家一看，穿灰色军服的八路军把村子围住搜查坏人，所有年轻的男人都被绑起来，叫乡亲们一个个去认，村子里都认识的就放走，坏人不放。八路军一直在村子里住了有一个多月，每天都操练。我姥姥家住了一个排，有一个排长对大家很和气，还让我骑了一回马，帮我治病，对乡亲都很好，到现在我都忘不掉。有一次，有一个干部在大舅家屋里对我说：“这孩子有出息！”3月份，我回到自己家跟着母亲去要饭，后来因为要饭的人多，我又怕被狗咬，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我又回到了姥姥家。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44、45年夏天，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后天气很热，我在家里睡不着，那时没有电扇，大家都在水塘边树下乘凉，就在这时，从村子东面跑来四五十个带着枪穿灰色衣服的汉奸，他们跑得大汗淋漓，叫村里百姓往东面一个叫马桥村有水井的村子打水，看看八路军来了没，有一个人去了，不一会跑回来，水都洒光了，气喘吁吁地说道：“马桥穿黄色军服的八路军来了。”那些汉奸听到消息后赶紧又往西边跑了，不一会儿，八路军（渤海军）从东面分三路压了过来，村子里的大人都跑回家不敢再乘凉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害怕，还一个人在水塘边树荫下看新鲜，有一个当兵的走到我面前说：“小鬼，小卒子往哪里去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小卒子，村子里有个人小名叫小猪子，我以为说的是他，便往西面一指，说：“小猪子在西面。”院子里四姥姥看到我一个人在塘边和当兵的讲话，叫我赶快回去，因为部队人太多，过路的队伍拉得长，一时间回不来，过后才知道原来“小卒子”是汉奸的别称。

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后，我们那里各方都在激烈地争夺。东面是共产党的八路军在活动，北面和西边是山东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早就有八路军游击队，南边是国民党和汉奸统治的地方，济南被国民党占领。各方基本上在铁路线上拉锯争夺。穷困的百姓生活本就不富裕，当地地主和恶霸还乘机发展，扩大势力，就拿我们村来说，我父亲是受压迫最大最重的一个。

我们村的恶霸地主叫邢庆法。他有5个儿子，大儿子在外县当汉奸小官，二儿子在家当村长，三儿子和大儿子一样在本区当汉奸小官，四儿子在读书。没几年他家就从一个不太富裕的一户人家成了本村最大的地主，大约有七八十亩地，十几个大牲口和车。他们知道共产党来了就没他们的好日子了，就拿我父亲往死里整。

自从爷爷死后，我父亲一直在扛活，近40岁才成家。原来只有祖坟上的3.5亩地，老祖坟1.8亩地， 0.9亩树林，3间土房子，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从东北回来后添置了4亩地才成了家。1930年前后，家里添了人口后，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地里收不到什么粮食，没牲口和农具，只能靠天吃饭，当地苛捐杂税又多，一年种的粮食半年都不够吃，又赶上旱灾，虫灾，兵荒马乱的。地主就把我父亲当成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找机会往死里整。

44年夏天，地主的三儿子从大程庄程团长那里带了一个班的汉奸来逮我父亲，那天，我父亲起得早，刚出了村子，好心人看到我父亲，叫他快跑，说：“地主的儿子来抓人了。”父亲跑了，母亲却被他们逮去了，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浑身是血。从早上拉出去一直到晚上十来点才回来，家里的孩子一天没东西吃，我的小弟就这样活生生的被饿死了，我二弟三、四岁，能自己找果子和野菜吃才没饿死。我也饿得路都走不动了。

为什么会这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从东北回来后买了4亩地，还有6亩被地主邢庆法买了，我们两家成了邻居，我们买地的时候没有让让他，得罪了他们。为了解决这事，父亲只好把老坟上的1.8亩地卖了。大概阴历九、十月的时候，地主的三儿子又带领十个当兵的把我父亲堵在家里，当时父亲还没起床，身上穿着一件单衣就被拉出去了。拉到庄子西头大枣树下吊起来就打，打断了几根棍子。这一次是他们诬陷我父亲偷了他家的地瓜，父亲不承认他们就打，问还有谁偷，不讲就打，晕过去了就用凉水冲。他们一共抓了三个人拉到乡里区上，承认后才肯放回去，还要把地卖掉赔给他们。就这样，一年不到，我家卖掉了6亩地，剩下的3.5亩地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可以想象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我父亲放回来后，在家躺了足足一个多月才能下床。后来我们猜想，可能还有几个原因，父亲的外甥是游击队的，夜里来看他舅舅被地主看到了，就来找茬。另外，我父亲50多岁了，孩子又小，整我父亲就是看上了我家4亩地。我家也没有能说会道的人，没文化也没有权势的亲戚，而且当时我们家在村子里最穷，打压我父亲也是给村里的穷人看，目的是不让穷人造反。村里好多乡亲虽然同情我们，但也不敢公开讲，只能记在心里。父亲身体好后，给其他人扛活打工，早晨早早地起来到集市卖苦力，帮别人耕地挣点钱，一直干到中午，因为年纪大，天气热吃不消，半天就回家了。第二天还得去，如果干一天，晚饭就不吃了，要几个饼子回来给孩子吃。我们孩子几个和母亲就挖野菜，摘树叶要饭去，把黄豆和树叶树皮，野菜粗糠放在一起煮着吃，或者抓几把黄豆和糠碾碎了做饼吃。有一次，我母亲推碾子的时候，二弟饿的不行，直接抓起碾子上的黄豆吃，母亲没看到，把二弟的手压坏了，还出了不少血。我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就是这样活活被饿死的。夏天，我们没有衣服鞋子穿，饿了只好睡在树底下。地上潮湿，虫子咬蚊子叮，渴了就喝不干净的生水，吃糠菜，树叶，瓜果都是生的。我和二弟头上身上都生疮了，在那个时候活着就算命大，生疮根本没有能力看。

那时，喝水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庄只有一口能喝的甜水井，在庄的西头。其他水井是苦水，不能喝，浇地里庄稼都不长。我家在庄子中间，离井500-600米，打水要用撑杆，井很深，我们力气小，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井里，小孩是无法打水的。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吃水相当困难。记得有一次，和我同岁的三个小孩，到井上去打水，两个人拉拽撑杆，一个人提水桶，半天才打到一桶水，后来大人知道了，那两个孩子都被骂了一顿，规定以后不准去打水，因为他们家大人年轻力壮。可是我没有被骂，因为如果我不打水就没有水喝，父亲不在家，母亲眼睛不行。其实我到井上也都是其他大人帮忙把水打上来的。

家里还剩3.5亩玉米地，父亲给别人扛活，不能到地里照看玉米，结果玉米被人家偷去一大半，只能自认倒霉。我怀疑是地主叫人偷的，他们知道我们地里没人看，离他们地又近，就算看到了也没办法，没人治他。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忙着买这买那，好不热闹，而我们家别说做好吃的，连最起码的粮食都没有，过节要饭也不好要，村里不少好心人看到我们这个情况很同情，他们合计着几个人拿着布袋到各家各户帮我们要干粮，说邢吉贵家大人和孩子什么都没有，请他们行行好，给他们点干粮。全村共要了3袋才过了个年。

从我记事起，我亲身经历了挨饿受气的苦日子，一生都忘不了。最忘不了的是地主污蔑我们家，我对地主恨死了。入伍后，在部队受了教育后才慢慢懂得，解放前，穷人受气挨打受压迫剥削，主要是政权不在人民手里，他们不压迫穷人也富不起来。我父亲挨打受压迫，只能在心里反抗，忍气吞声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所以老百姓都盼着能早点解放。

记得还没解放前，有一次，我家的玉米地里种了点绿豆，绿豆比玉米熟得快，要在还未爆前割下来晒，而我们家没有场地，就借邢庆正的一块地，前一天割下来，放在场地上，还没有散开，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我母亲去晒绿豆，场地却被邢庆夫家给占了，他们摊开来的也是绿豆，母亲把他们的绿豆往一边堆了堆。把爆粒的给扫了扫，他们看见了很不高兴，就把他们的绿豆移到我们这边了。我母亲跟他们说：“现在太阳还没出来，绿豆不干，也没有爆，我帮你们扫过去了，你们仔细看看。”地主的大儿子在外县当官回到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对邢庆夫家他婶子讲：“你们告他，就说他们偷了你们家的绿豆，好好整整他们！”他婶子家也穷，孩子也小，就说：“我可不干这种缺德事，他们已经穷得够呛了，再说绿豆不干也不爆，他们也不多。”你们听听，地主家就是这么坏。后来我当兵回家探亲的时候，看到庆夫的儿子小野子，夸他母亲人好，没有听他大伯哥的话。

在日本人没投降前，各地的伪军多得很，光我们禹城县一个区就有两千多汉奸，伪军和当官的不用交税，一个官就能养活全家，各个村里当兵的也不用交税，村里养着，这个不说，各个村还要修围墙，光大程庄程团村修的围墙上面都可以开汽车了，围墙外还有50米宽的护城河。连连长、排长家也修围墙，我亲自去干过两次，一次是父亲不在家，一次是给村里老哥顶了一天。早上吃过饭，跑12里路，到那后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有个监工看到我十二三岁，人小个子矮，把铁锹拿去，打发我回来了。第二天老哥自己还得补上。修围墙时我们自己还要带好干粮，不去还不行。一个庄那么多当兵的，吃的、住的、用的枪炮，加上当官的贪污，每天都有一批批的汉奸问老百姓要这要那，不给就用棒子打，绑起来拉着走。我亲眼看到我们村老村长被绑着拉走了。有一个小组长，没有收集到财物。就用枪托揍，用棒子打，把人打倒在地，被打的人疼得哇哇直叫。

当时，农村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要饭的、卖儿卖女的、饿死的、冻死的特别多，光我们家就有3个弟弟妹妹饿死了。我们村后头有个有名的大村子叫大黎吉寨，有两个伪县长，王县长有两三千个兵，他们家修盖了一堆屋子，当兵的全都住了进去了。县长又把他母亲从坟里挖出来重新下葬。公开放粮，一个人两个窝窝头，我也挤进去领了两个，人太多挤得要死，有的掉了鞋子，有的掉了篮子。另一个杨县长，在街上有一栋楼房。我们区南面还有一个李区长，据说日本投降后他成了少将旅长了。46年，八路军从东面、西面和北面把几个区围了起来，打了一天一夜，当兵的全跑光了，当官的有的打死了，有的逃到济南去了。我们村里地主的大儿子也生病死了，三儿子逃到了天津。

解放后，共产党把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代表人物召集起来，父亲就是村里的代表，送到东边接受训练，在大会上发言（后来才知道是在进行土地改革）。在那里受训了一个多月，父亲提高觉悟的同时把自己的苦难述说给大家听，后来被选为村里的农会主席，回村子召开大会，成立和组织农会，组织民兵，批斗地主分田地，没收家财。我们家一下子就分到了8亩好地。那时济南还没有解放，原来还乡团里一些当地的地痞流氓不甘心失败，回村进行破坏报复，打杀革命群众。村子里的骨干就把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夜里放哨，一有情况就敲锣。当时我虽然不大，也是积极分子，夜里站岗放哨，帮忙种地打水干些农活。那几年，我的身体也逐渐强壮起来，修河、耕地、担水、浇地、盘炕、赶大车、编筐子等，样样都行。特别是在春天更闲不住，庄里农活多，几乎家家我都去干过活，吃过饭。村里评选青年代表的时候就把我给评上了。在50年10月份，地里活干完了，我去姥爷家看看，姥爷说：“你光在地里干活不行，要有个手艺，我给你找个师傅，学木匠的活，今后好有个饭吃，回去叫你父母买点点心礼物拜师去。”我刚到家，村里就通知我第二天去县里开会，说：“你是青年代表，一定要去的。”于是，第二天我就到县里听报告，具体内容是：美国开始侵略朝鲜了，还想跨过鸭绿江侵略我们，我们绝不答应，我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晚上回到住地，大家讨论县长的报告，每个人都表态发言，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朝鲜，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我说：“搞好生产，多收粮食，支援前线。”他们说：“不行，你要出人，你兄弟三个，你已经够条件了，你是青年代表，你要带好头参军。”当时我想，父亲年纪大了，弟弟才10岁，家里没有劳动力10多亩地怎么办，村里马上表态：“地村子里帮你种，有什么困难村里帮你解决。”当天晚上，我就表态参军抗美援朝，就这样我报名参了军。第二天，我参加了县里的大会，戴上了参军的大红花。回到村里，我又动员其他青年去参军。

部队来人后领着我们到了新兵连，不久又到了禹城站。在新兵连里，我给当地的群众打水扫地，又被评上了积极分子。之后，在禹城上车，火车一直开到上海站，夜里步行通过市里，到上海南汇县新场镇集训，后被分到上海公安17师50团3营10连4排11班驻防大团镇。当时的任务是搞军事训练，挖战壕，防细菌战，每天夜里到团部、机关站岗放哨巡逻。随时准备支援朝鲜。

我在部队表现很好，因此年终被评上了四等功。入伍没多久，被

调到师部当司号员，因为牙齿不好，被退回了连队。52年，部队整编，我们整个三营被调到15师44团，团部驻扎在川沙县，营部在车门镇，7连驻苜志桥。

我的文化是在部队里学的，在这之前，我是个文盲，别人都被编了班级，只有我和一些老兵没有班级，我们就自学。开始学习时，先学习拼音字母，很快学会了，掌握了要领，根据拼音认字，把发的一本书全学会了，连续升了好几级，还帮助学得差的战友补习，帮助别人站岗放哨，因为成绩不错，上半年被评上三等功。下半年，我被调到营部通信班当通信员。连队年终又给我评了三等功。在文化学习中，我一共评了两次三等功，功勋簿至今还保存着。

在营部通信班里，我参加过师团通信业务集训，因成绩好，入了团，被借调到团通信连步兵班，在团司令部值班室值了几个月的班。54年10月份，参加上海市10月1日大游行，我营组成一个方队，我是通信员，跟在方队后面通过检阅主席台时，看到了周总理和陈毅市长。回去后，我营调驻川沙县江镇营房。没有多久，我就被调到15师警通连骑兵班，驻扎在南江县周浦镇。在班里有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到班里后，分给我一匹高大的白战马，我没到班里时谁也不骑它，主要是马的性格古怪，人还没有骑上去，它就往前跑，跑得飞快。根据班里的同志讲，以前有一个干部，不熟悉马的脾气，骑马的时候被马摔了下来，把身体摔坏了，复员回了老家了。有一次，我也差点出事情，那次我去执行送信任务，备好马鞍，拉到公路上，刚要上去，还未坐好，马嗖的一下就往前冲了几里路，等马跑累了速度才慢下来，我生气地打了一下马，马又像飞起来一样往前冲了出去，在公路右边有个大概45度的斜坡，30米外还有一条大河，河边有一个电线杆子，斜拉着根铁索，马往下冲时，看到河和斜拉的铁索，一跃而过，转了个圈往公路上窜去。我之前也没有准备，弄得手忙脚乱的，脚也脱了，如果那次摔下来掉进河里就没命了。我下马牵着它走了一段路，平静下情绪。往回走时，差点又出事了。我骑着马在公路右边往前跑，公路对面有两个农民扛着农具迎面而来，把路挡住了，马又跑得很快，眨眼间转了个弯往右边小河边飞奔过去，在小河边小路中间有几个三四岁的小孩在玩泥巴，小孩还没看见，马就从他们顶上跃了过去，吓得我一身冷汗，跑了三四十米后，马上下来看看小孩，幸好没碰着撞着，于是我放心了，牵着马回到了驻地。

55年的时候，我班接到任务，叫我们班把能骑的马备好料和马鞍子往南汇县大堤上迎接老首长，去海边勘察地形。夜里出发，我们走了一夜，天亮了才跑到目的地，除我们之外，还有44团通信连的骑兵班，以及我在团时的红军石团长，也都来迎接首长。8、9点钟时，来了不少小汽车，首长下车后，我发现，首长变老了，四五十岁，很胖，从大堤到海边还有不少路和住户，首长多年没有骑马了，怕摔着首长，不让骑马，让我们牵着跟在后面走，一个人牵两匹马。完成任务往回走时，路过一条T字形的河，由于木桥年久失修，载重量也不行，前边的人马过去后，轮到我了，我骑着白马还牵着一匹黄马，我的白马刚跨过木桥，桥一晃就塌了，黄马随着木桥冲到了河里，缰绳都断了，黄马游了三四十米才上岸。当时我又不会游泳，河水又深，如果在桥上连人带马一起摔河里，我就没命了。

还有一次是在53年，我在营部驻东方镇，我和另一个战士骑骡子去九连送信，有二三十里路，从上海到江镇的小火车就在路边上开，送信回营部时，我们在里头走，小火车比我们快，在后面追上我们鸣笛，骡子立马慌了，拼命地往前跑，在路边有电话线杆子，50米一根，我用的枪是44式，枪把挂在电线上拿也拿不下来，我怕枪坏了，眼看快到电线杆时，立刻松开了缰绳，把脚脱下脚蹬子，让骡子自己跑，我挂在电线杆子上慢慢爬了下来，步行回营部，回去一看，骡子也到了。

我们班里一个叫王昌文的同志有一次骑着骡子到火车站，那天下着大雨，骡子一阵乱跑，窜到了老百姓的家里，把老百姓吓得够呛。还有一次，我和卜中华军医从营部出发到海边白龙港，有三四十里路，下午骑着骡子去的，走的是农村的小路，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天也黑了，也没有月亮，把来的路给忘了，没办法，把缰绳松开，让骡子自己找路，走到12点左右才回营部，后来我才知道，马和骡子是识途的。

有一次，我们班里几个人到海边洗澡，从海边往海里跑了很远，半人高的水位，不一会发现涨潮了，只能往回跑了。人回到岸边，水也涨得很快，如果再慢点就淹在海里了。

记得我在师部通信连骑兵班的时候，星期天，班里一个叫王炳成的苏州人，跟我说骑我的白马去兵营去看朋友，我把马给了他，还没有坐好，马就飞快地往前跑了出去，后来我在外面玩时，看到马自己跑回来了，人却不见了，排长问我：“谁骑了你的马？”我说：“是王柄成骑去兵营看朋友了。”排长立刻叫我去找人。在半路上我看到他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回来时，刚上去，还没有坐稳，另一个脚蹬子还没上，马就跑了，把我摔下来拉了一段路，手和脸都擦伤了，松了手，马就自己跑回来了。”平时我经常骑它，了解它的脾气，往回走时，把马头调到别的方向，上去后再把马头调到往回去的方向，它再跑也就没问题了。

我们班里还有匹大红马，没人敢骑。付班长大块头，往黄面镇送信，他有劲，把大红马栓柱子上，把眼给蒙上，上去后它又蹦又跳，直到累了，跳不动了，才上路。回来后，我说我们换马骑下，结果我上去了它很老实，没有蹦跳，估计一是马累了，二是我身子轻。

55年在师部骑兵班，下午接到通知，说：“上海警备区一个老兵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不服气，挎着冲锋枪骑着自行车往川沙、南汇方向来。如果发现了要及时报告。”晚上值班的时候没发现什么情况，早晨各班到连部食堂吃饭，每个班留一人值勤，打扫卫生完后再去吃饭，有两个班的两个同志骑着自行车到伙房吃饭，在路上发现一个战士骑者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便喊了一句：“那人来了！”那人一听，骑车就猛跑，两个通信员掉头追了过去，几里路后，那个人下车朝后头两个人开枪了，一个人连人带车往沟里躲着，另一个也是从朝鲜回来后调到警通连里，还未看清一下子中了9枪 ，那个犯人也开枪把自己打死了。师里、连里都紧张起来，立刻派救护车把伤者救走。全连的摩托车，自行车都准备起来，我们骑兵班也备马去。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敌人来了打死了2个解放军。后来，打伤的同志被救活了，和我们几个一样提升了干部。

55年，我带了一个新兵往苏州金山路送信，住在石路宾馆里。第二天坐汽车往木渎方金山路去，结果修路，汽车不通，只能坐马车走枫桥去往金山路。想不到20多年后，我转业的地方—粉末冶金厂就在我第一次来苏州的地方。

我在上海警备区15师警通连，55年提升为通信班班长，入了党，又提升为干部，少尉军衔。分配到79团开始在侦察股一营二连一排当排长。我们团调到松江县佘山驻扎，搞国防施工，打坑道。在56年5、6月份，参加文化考试合格，到松江县县城解放军办的23速成中学学习文化，在文化学习中成绩优异，被评上积极分子，参加了积极分子表彰大会，还发了纪念册子，至今保留着。57年赶上大鸣大放反右派运动，当年年底被送往南京第四预备学校，在南京孝陵卫苜宿园再次学习文化。半年后提前被第四步兵学校录取到一大队二中队四区队11班当学员。在学习期间，当过付班长党小组长，评上了三好学员，二级劳卫制，三级运动员（马拉松）。

59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79团，开始在一营反坦克炮连一排当排长，不久后在本营八二迫击炮连搞国防施工。半年后提升为二连副指导员，中尉军衔，副连级。在团政治处搞干部外调工作，上海、南通几个县都去过。参加过上海5.1劳动节观礼团。60年底被调到南京步兵学校一大队三中队学习政治一年，在学习中担任班里的副班长。受到中队的褒奖。61年回到部队原二连仍担任副指导员，搞国防施工。62年，我和方连长带连队到上海钢铁三厂支援他们打风钻，就是把炼钢炉炸掉重新修一个炼钢炉。关键是刚炼好钢就拆掉，温度可想而知，3-4分钟就得换人。吃的喝的到是不错，汽水尽管喝，也不太累。战士们上班有时候没事干，就帮助其他段运碎石，厂里不同意我们帮助他们，怕发生安全事故，不好交代。我们战士那时学雷锋好八连，闲不住，抽空就干活，他们工会经常敲锣打鼓送表扬信，还让我们参观无缝钢管车间，留下很好的印象。

63年年底，部队完成当年的施工任务，冬天开始搞军事训练，每年都搞拉练，培养队伍。开始，一走就两天一夜，脚都起泡了，累得都不想吃饭，和当地群众住在一起，部队嘱咐我们要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回到部队后搞夜行军，步行穿过上海市区，我的脚都磨破了，得了丹毒症，腿肿了不能走路，送到上海85医院，那时我提升为连指导员，提前晋升为上尉军衔。病好后回部队继续搞国防施工。那时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工资级别统一，我被评为19级，一直没动过。64年的时候，全团划归到上海警备区11师，仍驻扎在松江县佘山。上半年还评上了四好连队。65年上半年，我连一分为二，半个连由王朝和连长带，到苏北搞国防施工，后来听说他们到了越南抗美援越去了，另半个连还驻扎在原地。我还参加过15师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大会。65年下半年，我调往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开始在练塘镇（陈云的老家）整党（即整顿党组织）。

66年一月份开始到农村搞四清，我担任工作队支部书记，副队长，队长是上海某大学的工会主席毛巧同志。66年8月份结束工作回团汇报学习。团政委找我谈话，把我调到南京步兵学校工作，送母亲回山东老家后，我就到南京步兵学校报到，在招待所等待分配。学校一开始让我到秘书科，我要求到基层工作，就被分配到二大队8中队担任副指导员，不久学校开始文化大革命，搞串联。我们中队接待了红卫兵几次，后党委领导中断。

到67年上半年，学校把我下放到20军60师（驻浙江金华）8团一营（驻浙江省武文县）二连，驻柳城区（山区），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不搞特殊化，晚上组织农民群众学习毛选。白天走访群众，我发现有一对老夫妻，六七十岁了，没有儿女，男的还瘸腿，女的裹小脚，走路都不方便。住的两间平瓦房年久失修，每次下雨，屋里也跟着下雨，不下雨了，屋子里还漏水。在屋里往上看，很多地方漏着，只要一下雨，都没法睡，地上坑坑洼洼，没个平整的地方。老两口愁得没办法，雇人雇不起，自己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于是我和排长商量着决定帮他们修房子，叫几个会瓦匠活的老战士用半天时间把瓦重新铺了下，把地用土填平。老两口很感激，每天晚上打着灯笼来开会，群众反映也很好。军部知道后，专门派人下来调查，全军通报表扬，于是连里做出决定，向当地困难群众提供帮助，连着几天，我在连里响应，得到大家的尊重，参加了各种会议，争取意见。

67年七八月份，南京下命令把下放的干部全部调回学校进行斗批改，在68年年底，学校第二次解散，人员分配到各军。我是第一批，被分配到27军79师，驻苏州。在离开学校前，还赶上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学校还派车把干部家属送到南京长江大桥参观。赴苏州报到后，暂时在干部科工作，后把我们派到各个公社参加整党。我带了一名参谋在虎丘公社，经常到各大队听汇报等，天气很冷，吃的又不好，饭硬，胃病很严重，但我一直坚持工作，到师卫生队羊穿线治疗胃病，一个月后结束整党，我被分配到苏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搞军管。在这期间，参加干部下乡劳动，我带着地区公检法一些干部到沙洲县锦丰镇锦丰大队劳动，还有地区副主任79师参谋长也一起在锦丰公社劳动。回公检法后，还参加过一次沙洲县公检法公审大会，我代表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在大会上发言。68年年底，家属从南京步兵学校搬到苏州，住在金阊区金门刘家浜6号。在27军被调往河北邢台等地时，我们也从苏州地区公检法撤出。我在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工作是把干部下放到苏北。春节后，我调到苏州军分区吴县武装部政工科，报到后直接到吴县公检法军管会工作，负责侦破组。几个月后调到政法组。一个多月后，又调任县委政工组担任第一副组长，陶副政委，县委常委兼任组长。我还担任过县机关党委书记（书记生病）主持日常工作。我到县里后，成立了小京班评弹杂技团，我担任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我还亲自到苏北建湖县盐城招了4个杂技演员。在政工组期间，经常 下乡，工作比较忙，晚上还要到办公室工作。74年，根据中央精神，每县都要成立县委党的核心小组，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让我担任副组长。地区上山下乡办组织到各县参观检查知识青年工作，坐了几天车，不巧得了坐骨神经，住在100医院躺了20多天。出院后没几天，根据中央指示，部队撤出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回到武装部。

76年，部队搞复员转业，我是第一批转业干部，转业到苏州市二轻局粉末冶金厂政工科，后这个厂划归到机械局，一直工作到93年退休。在粉末冶金厂期间，部队通知凡是在南京步兵学校学习的，凭毕业证书，评学历为中专。退休前，评职称时，我被评为副工程师。

                                           邢庆海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