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这个说法的发明者是谁？此说最早出现在哪一年？当我翻阅几本关于“红色经典”的研究著作时，这两个问题又让我来了兴趣。之所以“又”，是因为2005年前后我思考“红色经典剧”改编，就想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但当时并没有下大功夫。通过查找资料，我指出1996年曾发生过几起文化事件，然后谨慎地写出如下文字：当革命歌舞的重演活动开始在北京等地走俏之后，媒体开始用“红色经典”来称谓这些演出（如“整整一个夏天，红色经典火爆京城”等），于是，“红色经典”作为一个固定称谓得以诞生。（《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在那里，我只是把“红色经典”一词的起源推至1996年，而且强调最初是一种媒体说法。

但我对这个推断并不放心，所以就期望着一些著作文章有更细致的考证。可惜的是，关于“红色经典”的著作出版了几部，文章也发过不少，但这个问题或付之阙如，或语焉不详。以著作为例，《“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阎浩岗）、《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於曼）、《解读红色经典——〈春青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周春霞）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回答，《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姜辉）开篇倒是有如下文字：“‘红色经典’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关于‘红色经典’的概念和指涉的时限，说法不一。”但前一句只是一个模糊判断，后一句问题已经跳转。如此看来，他们并没打算面对这一问题。

既然专家学者不谈，我便只好提供一位香港学生的考证了。2011年12月，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给硕士学位班的同学上过半个月课，课名是“美学与当代文化研究”，课后李溢成先生提交一篇论文，名为《何谓红色经典？》，开篇便是如下说法：

 

“红色经典”一词最先亮相中国大概是在196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一则题为《革命人民的经典》的报道。该报道是关于一位东非肯尼亚青年，“他和他的朋友都把《毛主席语录》叫做‘闹革命的人民的经典’，或者叫‘红色经典’。”由此可见，“红色经典”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发明，而是舶来进口。它的意义十分明确，就是单指《毛主席语录》。然而，经此昙花一现，“红色经典”一词便在《人民日报》销声匿迹近30年，它的再次出场是在1996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的另一则报导。这次故地重临身份却迥异于30年前，丝毫不带外来气息，活脱脱一个地道产儿。内容也跟毛主席语录无关，而是以“《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

 

李溢成的这番考证让我很是受益，他虽然没敢肯定1967年的那篇报道就是“红色经典”的最早说法，但这一资料却把“红色经典”一词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近30年。而“红色经典”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没有流传开来，我以为原因很简单。当年指代毛主席著作或语录的本土说法是“红宝书”，这个词既简洁形象，又在1966年底至1968年非常流行，文绉绉的“红色经典”要想打败“红宝书”估计不太容易。这样，它也就只能昙花一现了。而近30年之后，媒体重新启用“红色经典”一说，当然已不可能专指毛主席语录或著作了，而是泛指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文学艺术遗产。

有了这种媒体说法，“红色经典”也就有了被学界确认、被官方追认的过程。比如，孟繁华在1997年指出：“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众神狂欢》）2004年，因《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播出后惹出麻烦，国家广电总局遂于4月9日紧急发布《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称，“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基础创作的，是文艺作品中的瑰宝，影响和鼓舞了几代人。”同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又下发《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再次称“红色经典”为“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至此，官方终于认可了这一说法。

从此往后，学界对“红色经典”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有了一些争议，但我觉得这种争议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有二：一、“红色经典”是不是经典？二、究竟该怎样理解“红色经典”？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到了美国学者布鲁姆的一个说法：“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西方正典》）如果此说有理，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作品如今还有多少人在阅读和重读，问题大概就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说起来比较麻烦，但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或许对我们理解“红色经典”有用。老作家陈冲指出：“‘红色经典’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至少从实践的意义上看，它与其说是一种价值评价，不如是一种保护措施，比如不被恣意胡乱‘改编’，不被‘恶搞’等等。但是，真正的经典并不需要诸如此类的‘保护’，因为既是经典，必然经受过上百年、几百年时间的检验，它的经典性是撼不动的。”（《恶搞与红色经典》）

把“红色经典”看作“保护措施”，既为高论，又是妙论，它会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我就由此联想到了“弱势群体”。平心而论，“红色经典”的创作或生产都存有先天缺陷，而当年它们之所以“强势”，风靡一时，是有政治意识形态、革命群众等等为其保驾护航。如今，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撤离，革命群众也不复存在，它们大概就只能成为弱势群体了。成了弱势群体之后，官方还想让它们发挥余热，不保护起来可怎么办？

想到这一层，我就觉得自己以前对“红色经典”的批评太书生气了，以后争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