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支平《高原杂感集》随笔

                                                    包海山 

   当我读过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汪支平诗歌《高原杂感集》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心灵的震憾。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没想到还有更胆大的，令我由然起敬。内蒙古著名作家白雪林在《高原杂感集》代序中说：“只有守住自身灵魂清白的人，才能笑看天下是非变化，才能产生写诗的冲动，迸发出写诗的灵感”；“汪支平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虽然已经步入中年，还像一个少年人那样单纯，那样透明，那样心无禁忌。今天的人们大都极其虚伪地活着，能像他这样敢爱敢恨的人不多”。我想，或许《高原杂感集》的读者会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那就是一个“真”字。真情、真意、真话所融化的诗句，很自然、很流畅。

   美也罢，丑也罢，只要大胆反映真情，这就好。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已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作为政府官员，汪支平不能是凶猛的闯将，而像白雪林所言：“怎样把讽刺诗写得更微妙，更老道，这都是他所面临的艰苦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真诚、深入、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这是应该的；而且，他的读者、社会大众以及干部任用机制，对真诚大胆地反映实情给予更多的爱护、鼓励和支持，这在道义上更是必须的。毕竟，真诚大胆地反映实情，这对推动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好处。

   汪支平《高原杂感集》内容很丰富，包括感事篇、风情篇、情义篇、绿色篇、玫瑰篇等。或许因为某种反差和好奇，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对官员描写官场的诗歌很感兴趣，觉得很新颖，也很形象生动。

   汪支平《无题》云：“红尘滚滚数官场，几度春秋几度霜。晨起匆匆去办公，暮归缓缓陪酒忙。”这使我想起李商隐诗句：“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像走马兰台和蓬草那样在红尘中旋转滚动，自然会几度春秋几度霜，古今官场人生轨迹相似；嗟余听鼓应官去，晨起匆匆去办公，工作时间也差不多。有所不同的是，古人有隔座送钩和分曹射覆的游戏，还有春酒暖的心情和蜡灯红的场景，喝酒是主动自愿的；而当代人却多了暮归缓缓的疲倦和沉重，心里压力太大，还得硬着头皮装着笑脸陪酒忙，喝酒是被动无奈的。如《官宴》：“表面风光陪干杯，内心恐慌老婆催。醉卧酒场君莫笑，送往迎来不能回。”真是官场酒场如战场，有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之苍凉悲壮。

   陶渊明《杂诗》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如果说百姓是逐风转的蓬草尘土，那么官员则如汪支平的《风筝》：“红尘一路上青云，感恩苍天赐好风。主线牵在他人手，远近高低不由衷。”虽然苍天赐好风，但官场依然路难行，身不由己，即“组织本是人操就，降留升迁在上头”。于是只有无奈和期盼，如《江城子・盼》：“七年异地好匆匆，又逢春，心忡忡。头上秃顶，关系恨难攻。一身正气曾经有，红尘中，路难行。  满腔正义问春风，奸人出，乱天庭？使尽招数，权弟爱钱兄。但愿人间荡污浊，同贺日，创公平。”

  还是钱老大，权小弟，要么怎么会金钱统治整个世界？汪支平有诗句：“还是当今钱老大，谋官商化胜始皇”；“官场有山难攀登，有才无钱路不通”；“自古权钱相互交，耍权取钱古有道。名利世风今又下，金钱顶上戴官帽”。权钱交换，苦了刚步入社会的小青年。如《塞鸿秋・科员》：“大学毕业考机关，初来不知提拔难。以为进步只等闲，一片忠心可对天。而今令汗颜，方知提拔难，无靠无钱羞人前。”钱权交换和暗箱操作，不仅伤害个人前程，也会败坏社会风气。如《为机关秘书画像》：“阿谀奉承变经常，一朝得势便猖狂。牛变狗面狗变脸，狗仗人势人仗王。笑谈瞬间名与利，评论当今官和商。多少秀才红尘变，灯火阑珊又谁忙？”又如《官道隐》：“良心已被天狗吞，多少乌纱金钱称。傍款老干退下海，玩权小人正走红。忍看蚊蝇成新贵，怒视猫鼠在联姻。天将万物失公道，瘦了忠臣肥奸人。”

  钱权交换，不使人变态才怪；而在表面上老爷装“公仆”、实质上“公仆”抢座次，那更是荒唐可笑。汪支平《座次难排》云：“明日开会几多人，今天熬夜座次分。头衔是价如天大，座次关权似海深。尊卑先后皆有数，乌纱高下岂无因。还有老板老干部，排座难死‘智多星’。”在老百姓看来，不必因为排座难死“智多星”（应该把功夫用在正道上），而是人们原本就无须区分尊卑高下。主席台是官僚主义和集权制的最集中的体现。老百姓并不关心怎样排座，而是希望拆除需要排座的主席台，从原本上触动官僚主义和集权制的根基，那样才能构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的和谐社会。我曾写过《主席台》：“张三李四王麻子，公仆大小何需排？回归自然入道后，生机昂然百花开。”其实官员与百姓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天各一方，而只有官才怕官，也只有官与官之间才会明争暗斗抢座次。什么人最善投机最恋权？就是无能之辈。因为他只有当了官才像个人物，而失去了官位就什么都不是了。马克思恩格斯说：“有两种勇敢，卓越的勇敢和智慧贪乏的勇敢。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这种意识中汲取力量。”智慧贫乏的人依赖讲个人意志和特权的官职，智慧卓越的人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买官卖官、投机钻营，那一般都是令人畏之、侮之、恨之的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员；像汪支平这样坦诚率真的官员，是令人“亲而誉之”的“其次”官员；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太上”，他清楚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悠然地揭示、转化、发挥和体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在人生之道，我自己感到庆幸的是，没有误入“红尘滚滚数官场”的岐途，保持了比较清静的心态，从而能够“宁静而致远”。人人都有帝王象，人稠地窄轮不上。官场空间太狭隘，社会天地才宽广。记得原国务院总经理朱钅容 基访美期间，我是天天看凤凰卫视的全程报道。快结束时，记者吴小莉问朱总理：“您什么时候去香港看一看？”他说：“我很想去，但是什么时候能去，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自由了。”这对我的感触很大。如果一个总理会失去自由，那么又有什么官员不会失去自由呢？当然也有很自由的官，那是因为官职不大，责任不重，只是不入官流的小吏而已。看来，官有官的限定空间，百姓有百姓的自由天地。“太上”是既有百姓自由天地，又能悠然尽到社会责任的人。

   自然法则无处不在，社会责任人人都有，而要尽到责任就必须不断集聚和转化自然能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心境，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中转化自然能量是一种行动。我去过鄂尔多斯西北部的迪雅恩庙。第一次沿着深深的峡谷走去，看到峡谷阶地上建起的迪雅恩庙，觉得很神奇，还写了几首诗。《莫论高低》：“人往高处走，路险多碰壁；水往低处流，化作彩云飞。”《走进低谷》：“眼穿透视壁，背靠思过崖。妙悟时空路，萧洒走天涯。”《虚怀若谷》：“洪水清泉涤世俗，悬崖峭壁斩红尘。惊涛骇浪随它去，于无声处定乾坤。”老百姓可能在眼前难以改善自身处境，有所作为就得有所不为，但依然会潜心研究改变世界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而改变世界靠自然法则。一个人只有“上善若水”，才能集聚和转化最多的自然法则能量。

   社会在发展，然而随着发展也出现了许多发展难题。汪支平《新三座大山》云：“弱势百姓三座山，看病上学买房难。沸腾民怨谁解决？和谐社会怎登攀？”沸腾民怨靠民众力量才能解决，和谐社会靠遵循自然规律来登攀。说到底，社会因人而变，人因文化即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而变。现代社会是金钱社会。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世界格局。在这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促进货币形式国际化，鄂尔多斯文化将会最先促进资本运营科学化。我们把这一脉相承的三个“最先”，看作是草原文化改变世界的三大创举。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资本构成和实质的改变，随着资本运营的科学化，人类将会共同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科学社会主义是以文化经济为基础的，文化经济的实质就是使科学文化所转化、发挥和体现的人类可共享的自然能量巨大价值，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在这一点上，长久以来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草原文化，有它独特的优势，我们应该把这种独特优势充分展现和发挥出来。成吉思汗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而随着文化经济的到来，智慧成为资本，创造和发展了人类智慧最高结晶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会成为世界首富。当我们实现了这种历史传承和文化交融时（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重大研究课题），不仅可以高效解决民生问题，还可以形成改变世界的文化能量，并形成鄂尔多斯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创造性、独特性和唯一性。

  个人权力有限，社会力量无限，社会发展与限制个人权力和发挥社会力量同步。恩格斯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通过官职，实行对人的统治，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使多余的事情变成人们争抢的东西，从而使官员本身也在红尘滚滚的官场中异化变态，变得虚伪巧滑、冠冕堂皇；而对人的统治一旦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那就会使官民不再有地位和身份的不同，而只是能力、责任和兴趣有别。那时，官民会在同一片蓝天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生活。

               刊载于2010年《金秋科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