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家庭

                                               包海山

内容提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一是物质产品的生产，二是人自身的生产。未来两性关系将会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未来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主要是能够改变现代婚姻的基础。一方面，私人家务劳动将会变成社会公共服务行业，孩子的抚养教育和老人的关心赡养将会成为社会事业；另一方面，生育与性生活具有可分离性，养儿育女将会成为全社会共同高度关注的最具严肃性和科学性的事业，而两性关系将会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的自由开放行为。

（博爱，是人的自然天性。只是由于人们的自私、狭隘、偏激，爱也会变成一种伤害。）

在构建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的和谐社会中，从注重物质世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注重人的世界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转型，这是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生产在内的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1]

可见，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生产。从制约社会制度的两种生产的发展阶段来看，一方面，“劳动的发展阶段”，即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自身的发展阶段来看，只有在人的高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科学文化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指数效应，而且可共亨并只有共亨才能无限增殖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社会制度才有可能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型；另一方面，“家庭的发展阶段”，只有当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社会服务行业，孩子的抚养教育和老人的赡养照顾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制度才有可能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型。

一、现代社会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婚姻家庭

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时，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这两个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都具有资本属性；只是生活资料生产的资本属性是显形的，而人自身生产的资本属性是隐形的。那么，完成人自身生产的现代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说：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恩格斯还说：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为成婚姻基础的事情，至多只是在浪漫的故事中，才会存在。[3]

确实，在现代社会，结婚时要多少彩礼等买卖婚姻的外在形式正在消失，但是更注重社会权力、经济来源、财产继承等买卖婚姻的内在实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着。这倒也是，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处于商品地位时，人的大脑和整个身躯都受资本支配，人生本身就是买卖人生，学习、工作、交际等一切活动都隐含着买卖关系，婚姻和两性关系又怎么可能除外呢？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因为，现代婚姻的基础是私人发财欲和彼此占有欲，因此使青年男女曾经拥有的人性化的纯真烂漫和美好情感，最终被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贪婪和自我异化俱毁殆尽。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私人家庭是商品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从而使家庭变成某种经济利益交易所，变成社会商品终端消费市场，因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即“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最终必然集中地体现在私人家庭这个狭小空间里，从而使私人家庭最终承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分配。他们或者步入上流社会或者沦为下等阶层，或者享受山珍海味或者凑合稀饭咸菜，各自去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于我们现代“家庭这样一个社会范畴”，艾丰教授在《中介论》中说：“它可以是经济组织，也可以是社会细胞。这中间有生产力要素――人（劳动力）在这里生产出来；有经济基础――不仅在过去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生产单位，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农村仍然实行的是家庭承包经营；它也有上层建筑――与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可见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是一个跨越性的系统。”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是私人经济利益核算单位时，家庭的发展阶段就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只能是私有制。对于在中国农村这个最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私人家庭生活状况，温铁军教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中说：“大家都知道，农村中出现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况，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出去了，留下的呢，人们叫做386199部队，其实就是妇女、儿童、老人，甚至出现两千多万所谓留守儿童，在家没人管，爷爷、奶奶也管不了。你们想想，一个当家的，或者一个男劳动力出去了，家里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这个家庭的很多矛盾难以协调解决，整个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恶化。”由于私人家庭生活受到冲击所引起的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必然导致包括婚姻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学者郝宗珍在《婚外恋：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说：“在所调查的婚外恋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因为经济条件差，为了追求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婚外恋的。据有关统计，1999年，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9.9万件，比1980年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长8.1%。20多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不但离婚率大幅上升，而且婚外恋等问题更加普遍，包二奶、姘居、乱搞两性关系，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对一夫一妻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消灭资本关系这个现代私人家庭基础，使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现存的婚姻受到巨大的冲击，这也是必然的。就像中国人生成功理论研创者杨光寿（笔名庄洪）在《蔚蓝国度》中所说的：“人类为体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和社会所规定的单偶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日益显出不平等和不稳定，娼妓行为盛行、离婚率升高、独身主义兴起，单偶的婚姻制度已在情风欲雨的吹打下，根基已动。”

人们为了追求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导致婚外恋，但经济越发展婚外恋的现象却越普遍，这与人们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和享受有关。马克思说：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我们不是一下子变得贫穷落后，而是在比较和接触中，更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了自己的贫穷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管我们的小房子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而且我们国内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大多数人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这是必然的，这也是私人家庭和婚外恋会成为我们当代社会一个重大问题的重要原因。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出卖自己，但是在追求交换价值的商品社会，当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商品时，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劳动的异化中，哲学家出卖头脑和妓女出卖躯体一样，都是在出卖着自己的内在本质。恩格斯说：“我们看到，人们用一定的方式出卖自己：他们求乞；打扫街道；站在街道拐角处等候某种工作；替别人做些偶然得到的零活以求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拿着各色各样的零星杂货叫卖；或者像我们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些穷人家的姑娘一样，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弹着吉他卖唱，仅仅为了赚几个小钱而不得不听各种无礼和侮辱人的话。而终于真正不得不去卖淫的人们又不知有多少啊！” [5]这个感叹号，包含着多少理解和同情，还有多少辛酸和无奈。当然，只要“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6]那么，就算人们不卖淫，就算建立了经济利益共同体的私人家庭，就算拥有了自己花不完的钱，那也并不能改变出卖自己内在本质的命运。它反映到专偶制的私人家庭里，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所以庸人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作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7]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8]家庭这个跨越的系统，也是一种自然史的发展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但他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最近读了《特别关注》里的三段话，觉得特别耐人寻味：

1“严守一对这婚姻，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就像放到橱柜里的一块干馒头，饿的时候找出来能充饥，饱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就算婚姻是最美味可口的一道菜，但谁愿意一辈子只吃一道菜；何况还有人用干馒头来充饥，像废塑料一样去嚼。这不是变心背叛之类，而是人的生理自然反映。②“永不结婚的人，那是他的地狱；结了婚的人，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那怎办？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结了婚，但把它看得淡一些，这样既不进入地狱，又少受上帝的惩罚，还留给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看来，在婚姻的两种选择之间，其实还有一个“中介” 结合部。3婚姻还有三种令人尴尬的境遇：“一辈子遇不到最爱的人，遇到最爱的人却不能结婚，结婚后遇到最爱的人”。其实，只要有卓越的智慧和诚挚的情感，不要套上本来不该有的束缚自己的精神枷锁，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人是主体，婚姻是形式；只要满足了主体的内在需要，那么通过怎样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虽然人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个人有各种超脱的主观意识，还有对必然规律的深刻认识，这是必要的。马克思指出：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任何实际存在的伦理关系都不符合自己的本质，或者至少可以说，并不必符合自己的本质。在自然界中，当任何存在物完全不再符合自己的职能时，解体和死亡自然而然地就会到来；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同样，一个国家也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9]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婚姻形式就会自然消失，但爱情和两性关系依然存在，而且还能够更加人性化地得以自然表达。

有婚姻不一定有感情，没有婚姻不一定没感情。在中国古代汉语诗歌所描述的男女情缘中，或许青楼是最为亮丽多彩的一道风景。沙封在《女子表情》一文中说：青楼两字的容量很大，留给我们足够的想象余地，有着一抹粉红的烟花色彩与意蕴。读过柳永词的人，头脑里有着这样的青楼女子，琴棋书画，美若婵娟，色艺双绝，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她们天资颖慧，或长于诗歌、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品位不俗。秦淮河紧傍金陵夫子庙，考试的学子云集，及第庆贺，落选慰藉，都到妓院摆筵席。青楼女子面对这些学子的风流倜傥和超然洒脱，就产生了青楼烂漫和旖旎的情趣。他们都感受到了私人家庭和市俗伦理之外的一份轻松自由，在其中体会一丝相知相爱的浪漫心情。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所营造的青楼文化底蕴。青楼承担起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社会内容，很多的诗词曲赋是由妓女传播，“妓酒为欢”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

我也算研究过中国古代汉语诗词，还写过一首《读诗》：“读遍古诗上千万，犀利目光只一双。沟通情智呈一脉，汇入心田似海洋。”在我的情感世界里，也融入了古代文人墨客的男女情缘；我在选编《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一书时，在“闲赋”一节里选编过有关诗词。[10]例如，柳永《采莲令》有“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的心痛，辛弃疾《鹧鸪天》有“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的焦虑，周邦彦《玉楼春》有“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的细腻，晏殊《木兰花》有“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的分寸，《浣溪沙》有“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的实际，苏轼《江城子》有“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的欣赏，张先《醉垂鞭》有“朱粉不深匀，闲花淡淡春”的清香，宋祁《玉楼春》有“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的自慰，杜秋娘《金缕衣》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直白，白居易《瑟琶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鸣，李商隐《无题二首》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气，杜牧《赠别二首》有“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的深情，《念昔游三首》有“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超然，诗圣杜甫《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有“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的惬意，特别是诗仙李白，他只有在《江上吟》中有“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的洒脱，才能产生“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的豪情。

应该说，文人墨客与青楼女子不仅仅是利益的交换，也有着人的内在本性的交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交流方式，而且还蕴涵着世俗社会里难得的超然洒脱；这也是一种境界，像老子所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如果中国古代也只有“高危人群”而没有妓女，只有“红灯区”而没有青楼，只有冠冕堂皇而没有坦诚，那就不仅是不会出现优美诗句，而是诗仙诗圣名家文豪本身就不会出现。如果说男女之间有利益交换的性行为称之为嫖娼，那么皇上贵妃就是最大的嫖客妓女，因为他们的利益交换比普通百姓要多得多，文人墨客何以相比？虽然李白奉诏而作《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但并不因此杨妃就比李白所“载妓”更高尚、更纯洁。当然，一味地自封收敛，也不能使人变得心身健康，或许还造成更大的伤害。比如违背人性的妇女缠脚，就远不如人性化的自由开放。姜戎在《狼图腾》中说：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汉族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遭耻笑的事情。

之所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中会出现反人性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们的自私心理和彼此占有欲，这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人们的基本文化素质所决定的。

二、未来社会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的自身生产

在存在资本关系的现代社会，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就是以人为本，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还原资本的工具地位。由于资本关系和经济条件的改变，对婚姻家庭的影响，恩格斯有一系列的论述：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11]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2]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13]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14]

对于目前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我们既不可能消灭资本关系，也不可能消除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和孩子依赖父母这两种现代婚姻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资本的基础和实质，可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发展战略中心的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促进人类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型。就目前对于农民这个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主体来讲，他们生产和生活所受的劳动发展的制约是小农生产方式，所受的家庭发展制约是私人家庭的孩子依赖父母。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主要是由日常生产生活所占有和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比例及其总量所决定的。例如，据央视经济频道报道，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人，拥有世界医疗卫生资源的2%；而在中国内部又有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另外80%的人只占有20%的资源。这就是说，占世界17.6%的以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为主的10.4亿多中国人，仅仅拥有世界医疗卫生资源的0.4%。因此，我认为，在关乎人的性命这个最根本问题上，相对而言，拥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公有制，而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管各具什么“特色”，在本质上都是私有制。这不是要什么分配制度的问题，而是看到底有多少可共享的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放羊，放羊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成家，成家是为了生娃，生娃是为了放羊……在如此循环往复中，当放羊、挣钱、成家、生娃都是私人生活时，那么对他来讲就没有公有制可言，而纯粹是私有制。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迅速增加可共享的社会公共资源，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尽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那种生产方式和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并对物质生产或多或少起决定的作用。[15]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素质太差。迅速改变现状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直接对社会劳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产生影响。

对未来社会两性关系实践和舆论，恩格斯说：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他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造成他们的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16]

应该说，庄洪先生的《蔚蓝国度》，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关于新的一代“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据此来衡量的关于各人实践的社会舆论”的文学作品。蔚蓝国度的每个家庭只有伴侣关系，没有自私意义上独有的父母子女，也就是没有属于私人特有的后代，而是在整个社会大家庭中，所有上一代人同样关爱所有下一代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社会上的不公平和人的自私观念。因为孩子属于社会，所以能够让所有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社会提供的平等合理的生存和教育条件，避免了现代私人家庭条件的差异影响孩子生存和成长的情况，同时每个家庭均没有属于私有的后代，也就消除了上代人为下代人谋取私利的前提。每位健康的伴侣都有为社会生育孩子的权力和义务，但要经过专门机构进行健康和生命基因检查，确保下一代有优良充足的生命素质和能量。由于从根本上消除了私有观念，这就容易在人口的素质和结构上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数量，保证质量。对适龄生育的人建立专门的生育档案，定期检查，只准许适宜生育的人孕育孩子，所以每个孩子的生命素质都很高。[17]

人的生命是由信息结构+物质结构组成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信息结构调控和支配物质结构的过程。然而，从人的生命结构来看，现代社会建立在利益和占有欲基础上的私人家庭，所注重的只是人的物质结构即躯体存在和物质利益，注重的只是具有排他性和消失性的人的生命载体部分，却忽视了人的信息结构即灵魂存在和精神能量，忽视了具有共亨性和传承性的人的生命主宰部分。人自身生产的文明和谐，包括人自身自然的文明和谐、个人与社会的文明和谐、人类与自然界的文明和谐，而要达到这种文明和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消除个人私欲。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当一个社会提高了全体成员的文化素质，使每个人的自身自然都达到了文明化、信息化、智能化，人们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个人意志，而是共同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都以百姓之心为心时，消除自私观念和培育整体意识，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现代社会对生活资料的生产有科学管理，对产品质量有严格的要求，但对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却不重视，还处在最原始的状态，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生儿育女是私人家庭的私事。婚姻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人的性行为，而人自身的生产这个历史发展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之一，却成了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的事情。本末倒置，该管的事情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瞎管，这是最值得改变的社会现状。

由于两性关系和人的自身生产具有可分离性，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未来社会，当现存的婚姻不再成为婚姻，并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即个性化自由行为之后，人自身的生产将会变得更具有自觉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生命科学和生命文化因超越私心杂念而得到迅速全面健康发展，所有出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纳入非常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遵循自然规律的文明和谐。从伦理道德来讲，未来社会由于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关系，私人家务劳动变成社会公共服务行业，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核算单位，孩子不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每个人都会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被全社会共同平等地所关心、爱护和尊重。因此，人们会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考虑人自身的生产，人类对自身生产的重视程度将远远高于对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视程度，由此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转移，从根本上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认为，人自身生产的基础是性欲和对生命的热爱。对其内在关系，西方学者马尔库赛认为，性欲是特定范围的局部冲动，爱欲是整个生命体的冲动，爱欲是性欲在量上的扩大和质上的提高。具体来看，在对象上，爱欲超越了性对象或异性客体的范围，即从肉体转向精神，从性感转向美感；在功能上，爱欲将性快感扩大到整个生命有机体，使性欲从异性的肉体结合扩展到一切情感领域；在目标上，爱欲向往的不只是性结合的自由，而是生命的自由。作为一种生物性的规律，爱欲真正体现了人身上的最原始的生命冲动，即对自由和爱的渴望。他认为，当我们将“爱欲”看做是人的本质的时候，就会找出人类异化的根源，找出现代社会的病症和危害，最终看到人类解放的前景。为了论证人类从压抑性文明走向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他把文明社会对爱欲冲动的压抑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基本压抑”，另一种是“多余压抑”。“基本压抑”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缺乏以及人口平衡需要，对于性本能所采取的必要约束和限制。这种压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群体的团结，因而起到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多余压抑”是在维护和加强统治秩序前提下，对人的生命本能实施的不合理压抑。这种压抑表现为等级制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阶层划分，父权制的家庭组织形式，对个人私生活的有效控制等。对未来社会，马尔库塞做了满怀激情的描述：性欲升华为爱欲，性本能提高为生命本能；生命本能的自然表达，带来了生命的自由自在。当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生命之后，我们整个生命也就快乐化了，劳动不再异化，现在苦役性的劳动变成将来愉快的游戏活动，是生命潜能的发挥和展示。爱欲的解放不仅意味着个体生命压抑的解除，而且还体现在社会关系的和睦化和自由化方面。人与人之间不再紧张和对立，人与社会之间不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一种互亲相爱的关系中，人的爱欲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18]

在现代社会，只有改变了资本的基础和实质，凸显出人的主体地位，在生命本能的自然表达带来生命的自由自在时，才能使人自身的生产达到文明和谐的程度。当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时，摆在人类面前最突出的任务，将是认识自我，认识自身生产的内在规律。随着人类对自身以及自身生产的规律有了突破性的科学认识，人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遵循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存。

参考文献

[1][2][3][7][8][12][13][1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第一卷P275-289、第四卷P69-77、第四卷P69、第二卷P102、第四卷P80、第四卷P74、第一卷P244、第四卷P81，人民出版社，1995

[4] [5][6][9][11][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P492、第二卷P611、第一卷P448、第一卷P184，第三十六卷P340、第二十六卷（1）P300，人民出版社，1958―1976

[10]包海山，中国古代诗歌联艺欣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17]庄洪，蔚蓝国度第一部蔚蓝计划，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6

[18]欧阳谦，20世纪西方人学思想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原名《试论人自身生产的文明和谐》，载于《鄂尔多斯学研究》2007年第1期，后入编“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包海山论文集》，目前正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