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

                                  海峡两岸地方学

                     ——中国地方学研究前景展望

                                           包海山

              内容提要：北京学研究基地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轮值主席方，大格局、宽视野、高层次，为海内外地方学研究彼此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做出了很多努力。2016年8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韩三国各地方学的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这是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研讨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环球网等作了报道。2017年10月，将由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相信能够为同根同宗的中华文化大融合、中国地方学研究的融合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 键 词：海峡两岸   中国地方学   文化同根   融合发展

              一、海峡两岸地方学

              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有关部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我也有幸应邀参加。座谈会之后，参会人员还一同去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响沙湾，包头的五当召，乌兰察布的格根塔拉等地参观旅游；在篝火旁手拉手一起跳蒙古舞，在宴会上共同唱台湾歌曲《我们都是一家人》。台湾同胞说，只有来到草原，才能体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意境：草原清香、大河浩荡、蒙古高原、辽阔大地，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总之，有欢歌笑语、有美味佳肴，有激情奔放、有诗歌和远方，我们与台湾同胞相处的那段日子，很快乐、很温馨、很坦然。

             一个场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台湾同胞看到沙漠时的好奇、惊讶、欢快。他们从远处看到响沙湾景色时，请大巴司机停下车，跑下去观赏、拍照，像是跳跃欢呼：“哇，金色沙漠如此美丽！”当时我不太理解，沙漠还有那么好吗？我是沙窝里滚大的放羊娃子，也经受过沙尘暴肆虐，知道沙漠也有其危害性。自从鄂尔多斯把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工程以来，生态恢复的很好，近年来沙尘暴很少，也理解了生态环境应该有其多样性，沙漠也是宝贝，鄂尔多斯不能没有沙漠。当时台湾同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言语、神态，就是对大自然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欣赏和感叹。这使我想起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是人的自然天性吧。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台湾同胞刚来时都说不喝酒，而一路走来，所到之处蒙古人举着哈达、唱着民歌、端着银碗敬酒，也就喝了。临走的时候说，这种热情、欢歌、笑语、美酒、氛围，令人陶醉，使人留恋，回到台湾可就没有这待遇、也没有这心情喽。这种民俗、氛围以及性格特征等，与人们生活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等有关。内蒙古与台湾相比，面积内蒙古约118万平方公里，台湾约3.6万平方公里；人口（2010年）内蒙古24706291人，台湾23162123人。人口差不多，而土地面积相差几十倍，因此生活节奏、工作压力以及情绪、心态等不一样，但是人的自然天性还是相同的。与台湾同胞分别之后，还是很想念他们。我在鄂尔多斯日报发表了《同胞情》：

              当宝岛吹来一缕清爽的海风，

              愿草原送去更多深情的歌声。

              真心与坦诚的对话，

              碧波与绿浪的交融。

               让我们搭起彼此思念的彩虹，

               生活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游子与慈母的牵挂，

               骨肉与血脉的相承。

               团圆不是梦，

               统一会是真。

               我们都是一家人，

              同祖同宗一条根。

              冲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自封，多一些沟通与交流，传递爱心友情，汇集智慧能量，让人们心胸更开阔、视野更宽广、生活更美好，这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愿和追求。台湾同胞带来不少书籍，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台湾社会，可以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台湾山海文化杂志社总编孙大川在《森林漫步》中写到：“喧嚣、忙碌，只能产生时髦的思想，稍纵即逝，无法深入一个民族文化或个人生命的底层。欧洲人森林漫步的节奏，正是其文化传统的节奏：从容、节制、务实、庄严。而生活在台湾的人是忙碌的，惯常以‘勤奋’二字来合理化我们忙乱的生活步调；我们甚至认为‘忙碌’即是‘积极’，乃是现代化生活的表现。于是，‘工作’时想到的是‘指标’和‘效果’，‘读书’时关心的是‘考试’和‘文凭，对于‘知识’殚精竭虑四处‘掠夺’，就是为了满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权利欲望。于是，‘忙碌’使我们更‘贪婪’，而‘贪婪’使我们更‘忙碌’；我们的‘勤奋’，使我们彻底的‘商业化’，生命日益‘贫乏’，生活日渐‘空洞’！‘忙碌’与‘贪婪’，只能让我们成为‘经济动物’，既无法成就高远的文化理念，也无法体验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透彻之见，肺腑之言。台湾商业发达、生活富裕，但是竞争压力、生活忙碌、内心贪婪、情绪烦躁，使人们成为“经济动物”而无法体验作人的尊严。当然，在商品社会，这种人性悲哀的一面，台湾人有，大陆人也有，整个人类都有；穷人有、富人也有，“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恩格斯语），“将军或银行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者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马克思语）。商品社会是全人类“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它“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金钱成为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时，除了人之外的一切商品都有交换价值，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对此人们能够理解；而难以理解的是“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商品社会最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不是人所创造的其它商品，而是创造其它商品的人的劳动本身，使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了一种商品，从而“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下，使其具有外来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劳动力处于金钱支配才能创造出商品来，只有通过金钱衡量才能体现出交换价值，这就是商品社会的实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台湾、大陆乃至整个人类商品社会的实质。

           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的思维和行为有的符合规律，有些则违背了规律。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符合必然规律。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违背规律，想分裂国家？“天才”人物早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恩格斯语）；“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马克思语）。正是个人目的，使官僚者违背规律、伪装自己、撕裂社会。而民众感受到的是什么？台湾原住民卜衮先生《界》诗曰：“心好比被刀割划着/心好比被撕裂分割着/地球是完整的被天制造的/不过，人以其小小的心/将地球小块小块地界出自己的世界”。这就是违背规律给人们所造成的伤害。

            地方学，是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达到学术层次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恩格斯揭示了国家形式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这种必然规律，对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海峡两岸都有了地方学，就可以共同研究这种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

                二、中国地方学研究前景展望

             从2001年内蒙古文联等举办“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到2017年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文化与学术交流的层次在提高、规模在扩大。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中，地方文化研究侧重于“多元”，而地方学建设即其科学内涵促进融为“一体”。

             海峡两岸有地方学，两岸四地也都有地方学。据《台北学：华人社会新论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机遇，让台北得以不算太大的空间和人口数量，呈现多元、混搭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又融合了荷兰、西班牙、日本、美国以及晚近的东南亚文化，使得台北成为一个相对更开放、包容性更强的地方。“台北学”慢慢在华人社会形成一个发展快速的新论述。

      台湾金门技术学院闽南文化研究所江柏炜在《台湾研究的新版图：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金门学”之价值》中认为：近年来，台湾研究整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的成果，并受到台湾及海外学界的高度重视。然而自1949年以后，台湾涵盖了不尽相同的历史经验、社会组织、地域文化的台湾岛、澎湖、金门、马祖群岛。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或文化想象的共同体，台湾研究实有开拓新版图的可能性。金门及其“金门学”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尝试。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在《区域研究中的金门学》中认为：我们过去说台湾研究或金门学什么的，大抵以文史为主。但这些庞杂的金门书写，大抵只是些史地调查、民俗采风、文艺创作、掌故琐谈、忆事怀人的记录等等，与区域研究基本上不是一回事，更谈不上是不是金门“学”。过去较强调金门历史的特殊性，仍使得金门研究不脫狭隘之地方史格局，有与台湾史那种“台湾人的悲哀”异曲同工的气味，却是应该超越的。了解一下区域研究的进展，对金门学可能甚为切要。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黄维樑在《澳门学与香港学》中说：上世纪80年代，香港和澳门将先后回归祖国的消息传出，内地加强研究这两个殖民地的政策既定，相关的学术研究乃告展开。一些澳门学者早着先鞭，1986年在一个澳门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澳门学”的构思；颇有人呼应，经过多年筹划，“澳门学”这棵柳树种植起来了。2010年4月，“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大学盛大召开。有心插柳，且柳树成荫。直至2015年6月，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开了四届，每届论文都有数十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阿祥在《澳门学：一台多幕大戏》中认为：澳门文化的底层，是与福建移民有关的福佬文化，然后覆盖了与广东移民有关的广府文化层、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层。对照“地域”成“学”的基本条件，似乎澳门学目前亟待做的工作，应该是架构周全而且勾连的系统，并在此系统之内，展开基础内容的全面研究。特别值得提醒的是，这样的系统架构与内容研究，当求避免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等的条块分割。在整体认识之上的澳门学，才将是立体、多维、有趣、灵活而且学术价值、社会意义兼备的澳门学。

             可见，台湾、香港、澳门地方学也都注重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大陆地方文化、地方学更是进一步促进深入交流、协同发展。最近，在“地方学研究之友”微信群比较集中地提出有关建议。厦门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建议，举办“一个组织规划研究的专题”，“专门讨论交流联合研究的问题”。泉州学研究所副所长林丽珍也提出：“各地地方学除了召开学术研讨会”，“看条件是否允许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探讨各地方学更多的合作方式”。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建议：“全国地方学研究归纳提升提到联席会议事日程。首先汇集各地各研究机构发表的相关论文。由各机构各地呈报，展开应有的汇总和分类归纳”。扬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院研究员邱正锋提出：“我单位每年都出版扬州学论文集，欢迎各位大家不吝赐稿，繁荣地方学事业”。北京学研究基地主任张宝秀建议：“各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单位成果互相交换”。鄂尔多斯学研究季刊也开设“他山之石”等栏目，发表各地方学研究成果和办会经验等。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说明大家希望联合起来，一同前行。

             把海峡两岸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如果说，以跨学科视野重新认识台湾地方学，可以看到台湾研究的新版图；那么，以更开阔的视野，在更大的的格局中，跨多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中国地方学，将会看到怎样的中国研究的新版图？这是每个地方学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有在大格局中，才能看清趋势，形成局势，从而顺应趋势，掌控局势。

            从宏观上来看，“一国两制”与“两岸四地”的概念同时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大陆与台湾是一国“两制”、“两地”，这可以理解；而香港与澳门很近，为什么是“一制”、“两地”呢？可见“一国两制”与“两岸四地”并不只是根据制度和地域区分的，而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政权区分的，老百姓直接感觉到的就是货币不同，即人民币、台币、港币、澳币“一国四币”。有人说，奇葩国度，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一国四币”吗？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可以有“一样共识，不同解读”，而“一国四币”是客观事实，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地方学既要细化研究当地特色，也要深入研究普遍规律。因此，在系统性中国研究的新版图，“一国四币”的特色肯定会有，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客观规律也必然会有。

            对“一国四币”的特色，在更大的历史和社会时空中有所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在货币和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使纸币成为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货币流通，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而纸币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其核心是信用。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利。“世界征服者”，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利，即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作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权利，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利，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利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在当代社会，尽管出现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但是货币同一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例如，欧盟之所以要实行统一货币，主要是出于提升欧洲国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需要。随着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欧洲各国越来越希望在政治、经济上联合起来。从1958年的欧共体发展到1991年的欧盟，欧洲各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加深。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讲，实行统一货币会给欧盟各国带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提高竞争力；减少内部矛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简化流通手续，降低成本；增加社会消费，刺激企业投资等好处。欧元的使用不仅简化了手续，节省了时间，加快了商品与资金流通的速度，而且还会减少近300亿美元的兑换和佣金损失，使欧盟企业无形中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实力。随着欧元地位的上升和欧洲资本市场的发展，成员国的资金成本也会下降，这样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如果实施单一货币，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各国的物价、利率、投资利益将逐步缩小差别或趋于一致。总之，货币同一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信用和信任，还有提高效率、整合资源的智慧和能力，而货币和资本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不仅同一而且高度集中达到极限使资本关系自然消失，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

            在本质意义或者说普遍意义上，我们研究中国地方学应该深刻理解两点：一是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是中华文化之根，也就是中国每个地方的文化之根都是相同的；二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也就是中国每个地方都以这个轴心在旋转。人间事物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遵循的内在必然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们一旦都找到共同的文化之根，意识到全部社会体系都以一个轴心在旋转，那么中国各地方学研究的交流合作、协同发展乃至共同构建中国学，就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近年来，鄂尔多斯学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研究，于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海山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自然法则，“两个抓手”是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与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

            一方面，在本质意义上，我们意识到，老子所探寻的“道”、成吉思汗所遵从的“长生天”、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并不只是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哪个人特有的东西，而是对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我们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它“像光一样普照大地”，它在无形中决定人的命运并且支配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把它作为核心内容来研究探讨。

            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文化可以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力量。“一国四币”即人民币、台币、港币、澳币，其发行量、汇率等各不同，而作为“资本”其内在实质相同。资本是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在生产、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只有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才能动起来。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换句话说，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人类智慧因为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而有效整合；随着人类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转化为资本主体，使资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社会总资本的高度集中将会达到“极限”，最终使资本关系的“外壳”自行“炸毁”，把人类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我们确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们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两个抓手”，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或许还能够成为一个成功案例。随着在人类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善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从具有盲目性向具有科学性转型升级，中国“一国四币”的特色将会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将考验中国智慧，欣赏中国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感悟中华文化之根即道法自然的无限魅力。我们以此思维方式和发展路径，展望中国地方学研究跨地域、跨学界、深入交流、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