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地方或城市,由于客观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形成不同形式的科学文化,这是个性;而客观规律本身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科学文化的内在本质,这是共性。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所创建的达到学术层次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一方面,要立足当地,研究各具特色的现象,形成个性;另一方面,要跳出地方研究地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共性。
关 键 词:地方学 个性 共性 一体化
个性和共性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中国文化比做一颗大树,那么各个地方文化是各具特色的枝干和树叶,有其个性;而树根则是相同的,有其共性。中国文豪鲁迅、英国科学家李约瑟,都认为“中国文化之根在于道家”。其实,老子道学所揭示的自然法则,它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世界文化之根。如果我们找到了人类共同的文化之根,就能够在一个巨系统内,对地方学学科建设的个性与共性有清晰的认识。中国地方学学科建设,在各具地方特色的研究基础上,对普遍规律研究的合作以及协同创新,将会高效率地聚集和发挥巨大的正能量。
一、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的个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个地方或城市的人们,都有其独特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鄂尔多斯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形成了鄂尔多斯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由此所努力创建的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也有其鲜明个性。
“鄂尔多斯”,是蒙古帝国众多的宫殿、是蒙古族守护宫殿的部落,也是古老神奇的地域、是开放包容的城市。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鄂尔多斯撤盟设市,使作为宫殿、部落、地域之称的鄂尔多斯,变成了新兴城市鄂尔多斯。鄂尔多斯草原三面环绕黄河,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然天融合;鄂尔多斯是“草原明珠”城市,也是城市管辖的草原。正是鄂尔多斯内涵的丰富多彩的特性,鄂尔多斯学可以是地方学,也可以是城市学。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使鄂尔多斯成为有自己学科知识体系的城市,而这座城市的经营文化与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等自然生态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
(一)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特色
1、从自然环境来看,鄂尔多斯有古老而神奇的地质演变史。作为地球一角的鄂尔多斯,在漫长的45 亿年的地质年代中,经历过多次重大而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与海陆变迁。据有关资料,在地球刚诞生不久的太古代初期,即距今36 亿年前,鄂尔多斯是地史上最原始的古陆之一即“鄂尔多斯古陆”。经元古代多次地壳运动,到古生代初期,即距今6 亿年前,鄂尔多斯古陆下沉,海水漫浸,形成了著名的“鄂尔多斯古海”。到古生代末叶,在海西造山运动的影响下,海水退出鄂尔多斯,古陆再次隆起。经过中生代近2 亿年的稳定上升,特别是在燕山运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的雏形。到新生代渐新世晚期,随着喜马拉雅运动的巨大影响,鄂尔多斯不断崛起,直到距今1 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宏伟起伏的高原。
现代鄂尔多斯自然环境,最显著的特征是三面环绕黄河的一片大草原。然而,作为自然生态系统,除了地表植被的草原和地表径流的黄河之外,其实鄂尔多斯上空还有无限好风光,地下也蕴藏着煤炭、天然气等丰富宝藏。草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等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而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等是以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文化或者说经营文化。相对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是永恒的,而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正在淡化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农牧业文化、现代工商业文化、高科技新兴产业文化等。
草原上改变的是生产生活和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变的是草原的自然功能和生态系统。鄂尔多斯现在成为现代化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潜能,就在于通过旅游文化、科技教育、休闲养生、现代农牧业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科学地转化和利用辽阔草原、明媚阳光、清新空气、纯净水源、自然风能等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可持续自然资源。
2、从人文历史来看,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境内有1000多处历史文化遗迹,根据其年代和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距今约14万年—1万年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文化遗址,例如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水洞沟遗址等,可侧重于研究人类进化;二是距今1万年—2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例如杨湾遗址、瓦窑遗址、寨子圪旦遗址、朱开沟遗址等,可侧重于研究劳动工具和语言文字;三是从2000多年前开始陆续修建和生长的秦长城、秦直道、阿尔寨石窟、油松王等,可研究古代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
鄂尔多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从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入驻以来,蒙古族文化就成为鄂尔多斯文化的主体部分。蒙古民族不仅有游牧文化,也有都市文化和商贸文化。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很明确,强调的是“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其中遗址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均符合这些条件,所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外,北京故宫、北京天坛、北京颐和园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上都,北京与元上都一脉相承,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可见,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蒙古族文化中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是它的都市文化。
与固定的城池不同,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可以算得上是流动的城市,而且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历史上的鄂尔多斯,是众多宫殿以及守护众多宫殿的部落人群的结合;用当代话来说,就是城市建筑与城市居民的结合。一方面,把“鄂尔多斯”可以理解为“众多的宫殿”。成吉思汗时期,作为汗廷的四大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每个鄂尔多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均由成吉思汗的夫人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鄂尔多当时起着首都的作用,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成吉思汗和几位夫人去世后,这些鄂尔多变为祭祀宫帐。另一方面,“鄂尔多斯部”是因职业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群体。鄂尔多斯部,原为来自大蒙古国的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鄂尔多精锐卫护部队。成吉思汗辞世后,元代至元年间,忽必烈下诏组成鄂尔多斯部落,职责就是守护和祭祀圣陵八白宫。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这支卫队的后裔,世世代代继承了祖先的职业,形成了守护诸多宫殿的鄂尔多斯部落。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攻克元大都。1380年明朝军队攻入蒙古高原腹地的哈剌和林,并纵火烧城。在明军攻入之前,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转移到哈刺和林以北的鄂尔浑草原上。鄂尔多斯部在14世纪末叶至15世纪末叶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从哈剌和林——鄂尔浑草原——杭爱山——阿尔泰山——伊犁——哈密——阿拉善草原——黄河河套的漫长迁徙过程。1470年,鄂尔多斯部在孛罗忽济农率领下,大批进入到宝日套亥(黄河河套)地区,鄂尔多斯人的东迁活动一直维持到1496年为止。这样,鄂尔多斯作为宫殿、部落以及流动的城市,完成了独具特色的百年时间的万里大迁徙壮举。
(二)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特色
地方学不仅研究当地形成和创造的独特文化,更要研究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科学文化。相对来说,当地形成和创造的独特文化是有限的,而当地所能够融汇和所需要应用的科学文化是无限的。由此可以说,“地方学”,就是把当地形成和创造的独特文化以及当地所融汇和应用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科学文化,能够有效而系统地整合起来的新的更高层次的学科知识体系。
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学研究者由于认识能力和视野胸怀的局限性,不重视当地所能够融汇和所需要应用的科学文化,甚至不重视当地所能够创造的文化,而只是把当地过去形成的文化作为自己、甚至认为是整个团队研究的重点。这是地方学研究应该特别注意和改进的一点。如泉州学研究者林少川、戴绿红所言:地方学研究,往往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归结为一种“历史”的研究——这个“历史”,其实往往意味着陈腐、过去、没有当代意义。以前的“泉州学”只是地域性的文化研究,现在应该上升到一种全局性的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反思现代性的路径上来考察。“泉州学”不仅仅是指向过去的学术,它更是一门立足当地、面向未来的具有明确趋向的学问,成为具有独特体系和理论方法的学科类别。
地方学研究不仅要面向未来,还要与周边联手,注重与周边更多的地方协同创新发展。如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执行主任涂成林所言:“广州学”研究必须破除地域与学科的狭隘局限,发扬广州城市的开放本性和奠定“广州学”研究的开放态度,不断拓展研究的开放视野和话语空间。通过深入的研究和互相的学术交流,来推动城市间的取长补短,实现城市的共同成长。
鄂尔多斯学研究关注历史、现在和未来,也关注自己个性和人类共性,但所关注的重点不只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是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内什么人的学说和理论更接近于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科学文化有力量,而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和转化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毕竟,在古今中外,自然法则在无形中决定任何人的命运并支配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率先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这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最鲜明特色,也是我们确信能够创建新的学科体系的根本原因。
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认识和把握它的科学文化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生存时代,但是对于认识和把握“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来说,并不是现代人就比古代人强。德国学者尤利斯噶尔认为:“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我们只有冲破时空概念的思维定势,直奔真理,真切地感悟和意识到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现实意义,才能深刻理解老子道学比任何现代的理论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自然法则,因此根据什么人的学说、文化和理论更接近于自然法则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为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根基。我们惊喜地发现,老子探索的“道”,成吉思汗崇拜的“长生天”,马克思揭示的“真理”,其实并不是他们个人的东西,而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它们只是称谓不同,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一旦能够真切地感觉和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以信息形态穿越时空,创建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就成为可能。规律是否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能否揭示和反映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每个地方能够一体化和谐融合发展的自然规律本身客观存在,因此只要能够把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揭示和反映出来,就能够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每个人对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的感悟和认知不同,因此对揭示和反映规律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态度和理解也不一样。对于地方学研究团体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创建学科知识体系,而“不是给林林总总、零碎松散的研究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学科帽子”。只是在某个团体的小圈子里研究的所谓学科,其实并没有社会公认的科学内涵;而能够融汇多学科的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与当地方方面面都有关,每个人都可以研究和应用它。例如泉州学,就有两个研究所。真正揭示客观规律的学科,与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本身融为一体而具有生命活力。例如数学、物理学等,不管有没有研究它的组织机构,总会有人自觉地学习、研究和应用它,并且使它不断发展的内在生命活力展现出了。这也是我们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只有创建“鄂尔多斯学”这个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其研究会才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走到了非常关键的需要奋力一搏的攻坚阶段,因此把学科建设作为重中之重。2013年,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举办“中国地方学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学习借鉴全国各地方学经验;2014年,完成《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专著书稿,近期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2015年,开始研究和写作专著《探索和应用资本规律——鄂尔多斯发展的现实需要》,包括“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和“社会实践的具体路径”两个部分。我们潜心研究,全力以赴,努力在2017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5周年之前,搭建起能够自圆其说的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