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盛行海 外，据说是大陆还暂时不能出版，为此，龙女士在去年十一之前 说“外省人1949年来到台湾和本省人共同生活，组成命运共同 体，但彼此却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情感脉 络，不懂对方的伤痛；60年过去了，记忆的黑盒子还是没有打 开，或者没有完全打开。只有将记忆的黑 盒子打开，才能避免伤痛转化成政治上的斗争”。并以此要求国家领导人要说“对不起”。不明真相的听众以为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在叙述人民的历 史，在叙述“人性”。但是，当我看后，恍然发现，所谓历史、所谓“人性”，所谓“人民”，所谓“政治斗争”，都是龙应台自己设置的一个圈子里的自我演绎。

    而其本质，则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所谓“有良心”的作家 在一个试图给自己的历史的空间中谋取自己的所谓 “爱”，谋取自己的“大江大海”。

    龙应台这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没有反映真实，或者 借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根本无意说明历 史”。

                      1所谓“历史”

    前些天，笔者说胡兰成“江山如梦”的伪善，今日，又 看到了一个自诩为“有良心”作家的所谓“大江大 河”。纵观全书，让人不得不产生错觉，这似乎不像龙应台的著作，或者说这才真正反应了龙应台自己。

在此书刚刚在台北出版之际，龙应台就放言大陆，话语是义正词严，上纲上线，让人以为只要封杀就意味着背 叛历史、民族和家国本身。

现在关于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是各自论述，两岸的差异很大，鉴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所以里面的“政治因素” 确实有。这因为因为此，笔者一度期待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立足于底层是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

 此刻，笔者看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后，恍然大悟，这是个 戴着套子的著作，属于“见光就死”的那类。里面无处不在的硬伤，基本来源于作者政治立场下的个人叙述，对受访群体、对表达意图、对历史记忆有着自己可以的 处理。而终其的表达，就成为一个小群体的所谓历史，此书充其量是一伙一九四九战争的失败者在六十年之后的自我宣泄，里面缺乏理智的剖析，没有历史的真实， 只有个别人的真实。

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历史”性叙述也就毫无置疑的成为个人化的历史，已经远离了人民的历史本身，此所谓 结论也就构成了自我的表达。

一，首先，立足历史本身，历史应该是人民的历史，不是狭小视角的个人叙述。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引用的、叙述的仅 仅是那些流落到台湾的人群和个别的海外华人，这些人 当初都是蒋介石的跟随者。很明显，作者的这些人群是可以设置的。在此前，龙应台利用了直升机、游艇等等豪华设备去参访，去寻找资料，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选择 一些人呢？难道是政府限制？龙应台的文章在《南方周末》有专栏，所以不可能受到限制。这就说明，作者刻意的回避了一些人，刻意的选择了另外一些人，而这些 人还不是大多数，只是千万分之一，这就是少数人的叙述，由此成为了所谓“历史”性叙述。

    毕竟，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全体的经历者，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里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极 其狭小的群体，更是具有相同经历：解放战争失败后流落他乡的人。

    二．其次，历史的评价标准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所有经历 的人民的一个公允评价，所谓“天下为公，人民最 大”，而不是失败者的自我抒情。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 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 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 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 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 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 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 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 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 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 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 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尽管这是事实，龙应台却也回避了当日日军肆虐东三省 时蒋介石的不抵抗导致东三省一夜之间成了日本的附属 国“满洲国”，日军横扫华北时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正值抗日关键时候的“皖南事变”，在消极抵抗的时候导致南京的“三十万”屠杀！

     所谓历史，应该要还原到本真的状态，龙应台没有这样 做，也不想做。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 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 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 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后四个月，在上海 的街头看着解 放 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 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 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 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 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我 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 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 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龙应台捕捉到了历史，但是却忽视了推动历史的那最大部分群体，下 层人民。当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上海 人民是怎样的欢迎，怎样的期待龙应台回避了；陈毅元帅整改上海恶霸黑道让普通人民过的舒适龙应台回避了；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青红帮一头独大，四大家族肆意 控股，导致物价飞涨，一盒火柴要几麻袋纸币而饿死了无数贫苦人民的真实龙应台同样没有写；而张爱玲远走他乡落魄美利坚的无奈和感伤龙应台没有写。

    三，再次，历史的责任应该是立足于经历了一九四九巨 变的所有中华民族同胞的集体表决判断，而不是一个自 我演绎的人在一个小小群体中的所谓结论。

    龙应台记住了历史的小片段，却忽视了历史的大叙述。

    解 放 军从一个被追杀窜逃的小股红军发展到解放战争后期的数百万大军，而相反国军则有数百万减少到不足百万的事实，不只是说明数字本身，而是人民的取向，而这个 取向就是历史的真实。

    龙应台在刻意的回避中表现着自己所谓的“一九四九经 历人”代言人身份：

    “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 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 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这句话义正词严，笔者很感动。但是在整个《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之中却是伪善的，在此之前，龙应台从来没 有给另外一个大多数群体丁点的叙述，有的只是龙应台自己强加给那些奉献于普通民众过上好日子而追随解放军奋不顾身的猛士的侮辱和污蔑。

                          2所谓“爱”

    纵观《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个别的话语虽然感人，但 是龙应台自以为历史的叙述不应该有太多的硬伤，可惜 的是偏安一隅的龙应台还是在自己设想的家国天下里寻求所谓的历史的、人性的叙述，说到底， 很伪善！

    有句话说得好，人民最大。龙应台好像也在一直的强调 着，但是有一点值得说明，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 面，对十三亿大陆人民的漠视对历史当时人民的自在追求的漠视，说明龙应台的所谓“历史”性叙述不过是几个特别挑选的对象的自我表达。

     而自诩为历史性叙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终究是人民的笑柄， 也验证着龙应台的自以为和自我决断下的所谓民主、所谓历史。

     接受采访的时候，龙应台巧妙地将历史的选择放到了政 治斗争的线上，可谓用心良苦：

    “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相儒以沫，你走在街 上、进入电梯，进入高铁车厢里，每天挤在一起的人，你其实60年 来从没问过身边那个人，他心里最痛 的地方是在哪里。我们竟然凑合着过了60年， 而没有真正把整个边缘化的盖子打开过？我想说的是，你 心里的伤痛，如果没有打开过，它永远不会治疗好，然后它就会恶化，转化成政治斗争。”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来没有公正的叙述“爱”。笔者无意要求龙 应台先生将这种胜利归之于共产党和国民 党的精诚合作，但是却期望龙应台先生能够站在真正的人民立场上判断“抗日八年”，但是她同样没有做。当李登辉献媚日本成为民族的之耻的今日，龙应台还在为 他修正，试图以一点点小小的叙述为一个背叛祖先的人谋求历史的正点，并以此说明这种胜利来自于国民党。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 条件下能打赢_日 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这样的叙述在全书比比皆是，龙应台将自己置身于参访 人的角度，如实的记叙了一些人的言论和思维，却忘记 了自己所采访的这些人群对历史本身的尊重和表达就具有先入为主的定位，毕竟他们是经历者，还是经历者中的极少数。

    在后面的叙述中，龙应台有意的将两岸分离的责任归咎 于大陆，在关于浙江的一个自以为是的叙述背后忽视的 却是成为旅游区后当地百姓温饱的生活。我在此不想说出那个旅游区的名字是因为历史的真实在于经历了他的那些人，当地的普通民众最有发言权，况且《联合早 报》的一篇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文章已经分析过了。但是龙应台回避了。

    龙应台的记得的，却是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很明显，龙应台将分离的责任毫不含糊的抛给了大陆， 龙应台在已经因妻离子散受伤的民众身上撒了一把盐， 宣扬了的是自己的所谓“爱”，无视的却是因为一九四九之前的许多年里国民党背叛人民而让普通家庭分离的事实。

试想当时，如若国民党治理有方，人民怎可能反叛？龙应台处处“人民”的背后其实是处处的“自我”，因为 自身的意识而让历史远离了它本身，甚至为此不惜一切的伪饰，从而力求让那千古不变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成为历史最值得怀疑的标签。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最后龙应台要求大陆道歉之时，又不忘自我的煽情：

    “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 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 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

俘亲身 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

片，那 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

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 一张纸条都不留。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作者的写作精神值得尊敬，作者的写作模式值得探讨，但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于自己先前的所说的写作目的 却远离十万八千里，最后所谓的“没有失败者”后的义正词严成为自我变奏的荒诞，一群“被俘者”究竟能够反映怎样的大历史和大爱，公允的历史应该属于经历了 的所有人民，公允的爱应该属于整个民族。立足于此，作者日夜的工作究竟为了什么，值得理论？

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真正的动机、动因和动力！

3

    看完全文，龙应台在所谓“爱”和“历史”中试图让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自我判定性的文字成就经典，而 这终究是一个偏居一隅戴着官帽的文人在自我设置的特定群体的历史的空隙里的个人写作，结尾说得很真切：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 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 力给了我支持”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真伪，这是一个怎样的支持群体，而对 这个群体的叙述对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叙述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在一九四九的历史叙述中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毫无疑问，《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能代表历史，不 能表达爱，作者无意于这样做，也不曾想过这样做！    临末的时候，笔者 想再次强调一些东西。大凡观者总要睁开眼睛去分辨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分辨能否够代 表五千年华夏民族历史的真实，分辨确实源自中华国民大众的爱！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只是一次荒诞的叙述，此书的错误不在于受访者本身，不在于叙述的模式，而在于龙应 台先生的个人化记述与所力求表达的“历史”的真实和真正的“爱”的偏离，而其最后关于“道歉”的理论更是謬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煽情，我想即使道歉，这个群体 应该是一九四九的所有经历者，而不应该是曾经战争的“失败者”，那段历史两岸四地都有人参与，都有人面对死亡，所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作者力求“宏 观”描述下的个人“抒情”，作者放弃了对民族的历史对中华国民的责任和担当，仅仅为一小部分人呐喊，这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原理本真，走进“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