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温家温总理在参加18大天津代表团分组讨论时指出：在完成今后5年或更长时间的任务当中，有三件事情重大而迫切，最为群众关注，要特别重视，并切实抓好。

一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能不能引领民众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凭努力创造，凭辛勤劳动而实现收入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而社会收入体制残病混乱，少数人不劳而获，多数人劳而不获，于是迫使民众无奈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社会的分配，那就又使问题变成了一个政府权力手段运用的问题。

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第一拨发起于个体户小作坊，一靠胆量，二靠劳动。劳动当然光荣，胆量也无可厚非——长时期的思想束缚，不放点胆能成吗？——然而一边是“放胆”，一边却法制没能跟上来，于是放开了的就不单是劳动的胆，更包括地痞的胆，故此这一拨最先富起来的人，就有许多是银行贷款赖出来的，流氓手段斗上来的。   第二拨形成于国有中小企业的“股份制”，一靠地位，二靠手段。公有企业的体制僵化又没办法放，与私有企业的流氓机动又没办法管相较，维持下去只能是遭各个击破，倒不如趁早搞“股份”，甩包袱，当然，这也不能说就是集体有了出路，但起码一部分人也算有了生路；然而从结果看，那些被“股份”了的原国有中小企业，到后来极少有成长为懂管理，能技术的现代企业的，多数还是流入了“钻改革空子”的家族大作坊。   现今的第三拨又壮大于国家的资金扶持，政府的建设工程，公共的采购垄断，靠得更完全是权力背景，不用多说。

社会已经很长时间听不到节约节支，反铺张，反浪费的声音了，迎面而来的都叫“刺激消费”，那么政府哪来的那么多钱扶持这个，建设那个，动辄论亿呢？——大头当然是在印钞机上，因为税收再高也只能是占到国民收入百分之几的“率”，而钞票却可以印到国民收入的几“倍”还不觉得高。当然，货币贬值于富人与穷人一样受损，但是富人的钱其实就是个数，贬值一半照样不妨玩乐豪华，而穷人的钱那可都是吃住的钱，钱越来越难挣了却又越来越不值钱了，老师也要，医生也要，但米总不能不买，炭总不能不烧吧？

以上可见，中国政府左右社会分配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而国家规范社会收入的能力又实在是太弱了，这是导致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收入严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这个问题，若继续依靠政府权力小动作“调节”，“完善”，根本无济于事；出路只有一条：控制无道之利，维护君子之财，立足司法公正，构建法制社会。

二是把反腐败放在重要位置，因为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项工作从根本上讲，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和政治的清明。

腐败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是历史上任一个政权都曾不时面临的一个极其难堪而又棘手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腐败问题解决不了才走向衰亡的，于此总理说“亡党亡国”，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年黄炎培问及毛泽东如何跳出前兴后衰的“腐败周期率”时，毛答曰“民主”。但是后来于此毛又以事实给出了另一种诠释：“纪律”。

毛泽东打拼大半生，拉几百起义败军，领袖群雄，星火燎原，硬是打败了800万国民党大军，夺取了全国政权，其实践家的长期磨砺早已铸就了他对纪律于一个组织战斗力的认识；同时其前期常居少数派的尴尬地位与屡遭排挤打击的经历也有理由对民主提出置疑，更何况人类科学的发展史也一无例外地证明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世界万物“变”是常态，而人的认知，“不变”却是常情。

然而，法制是一张网，纪律是一根绳，组织纪律内容简陋，范围狭窄，处置野蛮，运转迟滑，相较于国家法制，它永远只能算是刀耕火种，小儿科；纪律这一根绳，其效力因牵绳人的气力不同而永远不同，因同一牵绳人的气力盛衰而经常不稳；但是法制这一张网，其效力却是来自于一种固定的，机械的程式，只要你按程序走，法官都是好法官，只要你按条款套，人人都能当法官；法官的高下在于心，脑力的本事看律师。

可是毛泽东这个吃惯了红辣椒的山里娃，老来虽进了城，虽成了一国执政党的领袖，但由于其对纪律的执着，对民主的疑虑，却始终不能接纳法制的秩序，效率与理性，始终不能给他的组织，他的国家完成一次管理的升级，运转的升华；只是一味地一年一个小运动，三年一个大运动，纪律越弄越狠，惩罚越搞越酷，使盲从盲信，使无所适从，使殃及臣民，使遗乱子孙；腐败倒是避免了，僵化可也同时做就了；因为纪律抓得严就是个死，放得松又必是个乱；而腐败的必定无能，无能的又只会搞病态的发展；因为纪律永远不是法制。

三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实现依法治国。

这一条应该也是前两条的总括，点睛之作：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