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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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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凤凰历史|编辑:2013-01-11|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的病情在这年六月加重,七月,中央决定对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周启才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参加了讣告和悼词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讨论这两件文稿和治丧事宜的会议,亲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 突如其来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正一前一后,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他们站在那里,没有落座。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地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们转身急匆匆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任务,我们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竟不约而同失声哭起来。不一会,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我们需要的是让思想情绪赶快稳定下来。我们先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为了保密安全,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江青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 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外边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
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
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悼词文稿的讨论过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
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
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转达了汪东兴同志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
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
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四人帮”的捣乱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
会后,我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我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