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骂就骂的王洪文

　　我一开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赵的副部长一起看电视，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曾当过成都军区政委。谈到自己的事情，他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毛主席让我来公安部的。”

　　后来我和王洪文、迟群一块看电视，长达两年时间。屋里有两排沙发，一长一短，我们请王洪文坐前排，他愿意坐后排，说坐在后面便于议论。我们每人配属的卫兵也坐在后排，但他们都是小年轻，知道我们不会出事，他们尽在门外玩，等电视结束了才陪着我们回去。我们一般从晚上七点开始看，一直看到节目都没了，中间就是七嘴八舌评电视剧和文艺节目，会说哪位演员好，哪部戏好。

　　有一段时间突然加进来一个老广，五十五岁左右，不说姓名。小兵们说这个人原是总参搞情报的，出了大问题，出卖了什么重要的地下组织，所以请他回来开会就扣住，判他死刑，缓期执行。迟群和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想打进我们圈子，刺探情况，想立功减刑。小兵说：“你们要小心，他不怀好意……”我们说：“我们哪能看不出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钉子，合计把他拔走。

　　问他姓名、单位，他不说，我们就火了。王洪文刚好此时来了，他跟我们熟，有说有笑。老广问我们，我们不直接回答，防着这个人。

　　王洪文后来是什么都敢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无所顾忌。1984年国庆阅兵，我们是当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监狱方面又来征求意见，我们都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希望我们看，好收集我们的反应，就说：“没问题，明天还放，重播一次。”结果转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王洪文评说一些，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领导。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们这样问我：“老刘，这么大的阅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没多说什么。

　　记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们去看那几块菜地，就当着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摔倒，迟群和我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我们动他，对我说：“老刘，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我们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刹白，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我们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主动问我：“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说，已摔过一二十次，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几次。

　　他后来悄声地跟我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记得当年“文革”中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一块到我们屋里坐一会儿，准备洒、花生米。就在这时，许世友司令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他跟王洪文、我们几个人一一掰手腕，是一个有趣的人。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让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后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会太好。

　　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