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乌有之香的博文    2012.12.10

    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但是1957年，他打了右派，定为极右，第二年，在大三那一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在这点上，在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右派中，大概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孤例。

    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现在大二的学生，照说已经学习英语8年，有几个人能够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呢？

    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的姑母把他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沈元写的《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该文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汉代社会状况，颇有新意。那年头，要在这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多是皓首穷经的名家，年轻人只能望眼欲穿。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中科院的研究所的，何况是文科的学生，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

    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历史学家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去年王储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讲话，说清华大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才。这叫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不得不发问“今日何日，今夕何夕”？“又红又专”是以“拔白旗”开路的。钱伟长、黄万里，那时就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今天中国的钱伟长、黄万里在哪里？沈元又在哪里？

    近代史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保护过沈元的郭罗基说：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用鞋油涂黑脸面，化妆成黑人，闯进非洲国家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马里是和中共极为友好的国家，大使哪里敢收留他？于是立刻通报中国政府，把他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沈元留下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这部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 君山的舅舅， 沈 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剎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沈元恩师、党内才子、老革命 黎澍教授遗嘱交待：“坚决不进八宝山，羞于和那些人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