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和王化云主任还是有“交情”的。

事情还要从67年说起。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了，正赶上文革风雨正疾。那年夏天我和一群停课“闹革命”的孩子在黄委会25楼旁边看见王主任正和韩培诚一起劳动改造。王主任赤着脊梁挽着袖子弯腰在管子里掏堵塞物，头上的汗水和污物的脏水一起流下。监督干活的人见王主任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比较白，就用嘲弄的口气说：“你看走资派细皮嫩肉的，根本就不是劳动人民，不改造他看行不行！”

这时，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拿柳条在王主任汗水交织的背上抽了一下，一条红痕即起。王化云的嘴角抽搐几下，看样子很恼怒，但他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又满脸堆笑地对大家说：“小同学，我不是正在劳动改造吗？！”。我看他样子很可怜，就对那打人的孩子说，你打人家干啥。王主任回看了我一眼，表情很复杂。

那次在黄委会礼堂开批斗大会，雄壮激昂的《造反有理》歌曲伴随着数百双脚有节奏的跺地声，台上一句严厉的“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王化云押上来”的呵斥，几个带红袖章的年轻人立即从后台将可怜兮兮，战战兢兢的王主任扭到了台前，会场马上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打倒”声浪。因为我在下面紧靠舞台看热闹，所以，我发现王主任看见了我，那眼神很奇怪，叫我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看不明白。现在想起来，那是绝望、害怕和委屈。

据一位当年参加揪斗者说：别人在后台打王主任的耳光，他不愿意动手，造反派的战友还批评他懦弱、阶级立场有问题。那时候，一旦主题歌曲唱完，马上要面对参加批斗的几百双职工的眼睛，所以就不能再打人了。每逢此时，王主任盼望的是尽快歌声响起、尽快被扭上舞台。

又一次见王主任是在他家。那时候，我父亲在会水电股工作，他说领导安排他去给刚解放了的王主任送沙发，叫我扶架子车。

黄委会主任院的家门外，王主任正精神饱满地送客，他以前苍白的面孔有些红润。他见我们拉沙发过来，立即快步走向前和我父亲打招呼，他亲切地用手扶着我的头顶，说：这是你的孩子？啊，我们有交情。搞得我父亲莫名其妙。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很多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没有在惨烈中挺过来，但从冀鲁豫走出来的王化云却坚定地活到了个春天。

王化云无数次被扭斗、做飞机，侮辱漫骂、围攻甚至拳脚伺候，但他都没有丧失信心。熟知他的人告诉我，王主任能够活下来，还在于他有一定的斗争策略性。比如，在批斗他的时候，有不怀好意人问他，你反对毛主席吗？王化云可以在遭遇威胁时违心地承认没有的错误，可以虔诚地检讨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反对过毛主席，也不会在打骂中屈辱地承认那种足以叫他致命的诱导。所以，他不知道少挨了多少毒打。每到这个时候，他眼前总是浮现毛主席几次接见他的情景，以及主席嘱托他：“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教导。他宁可挨毒打，也不愿意说违心话。许多老同志都知道，王化云能熬到文革结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相儒一沫的老伴伺候的好。以前王主任身边有炊事员、警卫和司机，从文革开始就没有了，照顾主任生活就由老伴承担。王主任每次被批斗回来，迎接他的总是热洗脸水、热茶和老伴深情的目光。

原会警卫班的老林在田回忆说，王主任关心群众，没有架子。1952年他跟王化云下基层修防段检查工作，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老林为王主任打伞，身上湿了半边，王主任关切地批评他，你如果光给我打，我也不打了，咱都淋着！说完就走进了雨幕，老林赶紧跑上去“承认错误”。

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孙士臣师傅也感慨地说，王主任生活朴素，平易近人。那次跟他出任务去老田庵，王化云因为走得急，就匆匆带了馒头。到地方以后，果然过了吃饭时间，他就拿出冷馒头就葱吃。看他那样子简直就像老农民。还有一次，车陷进了泥坑。王主任裤腿一扁就下车推，哪像个大干部啊！和咱说话一口一个师傅。

设计院的离休干部高工程师说，文革结束没不久，黄委会组织了一次西北四省水保大调查。当时，在会第四会议室召开了部门动员会，刚解放的王化云还没有话语权，但他还是要求大家下去以后要先深入群众，搞好基础调查，先向老乡学习，老老实实做小学生，掌握情况以后回到群众中去，再做先生。当时的文革主任不无揶揄地说，不能当先生，永远当学生。搞得王主任很尴尬。

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可怕的极左思潮依然盛行，那些假唯物主义者随时准备了攻击人的暗器。一旦时机成熟，王主任还难逃脱攻击。但是，那时机已经不复存在，春天的歌曲已经响起。

王化云离开我们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鲜活地保留在大家心里，黄河老职工几乎都能讲几段老主任的故事，他朴素的生活作风永远感染着黄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