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10日

（转文不代表个人观点）

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顾问。曾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了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成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代价，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大家都能罗列出一系列中国社会的问 题，而我们往往忽视的、尤其是各级管理者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消费品市场的监管系统)所忽视的，是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底下的深层动力原因。

　　从“四不怕”向“四怕”转变

　　为什么在一个不断开放和发展的社会里，政府的管理治理看起来却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四个不怕”向“四个怕”转化。

　　在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四个不怕”。第一是“不怕苦”，当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么不怕苦呢，因为日子太苦了，绝大多数老百姓每天都生活在艰难之中，所以当然不怕苦了。

　 　第二是“不怕死”，一方面是当时的宣传让你不怕死，另一方面，老百姓活着的日子也不怎么样。诗人北岛说过，“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吗？”中国1970 年代末以来的发展，从上面两个“不怕”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很难想象让老百姓干的那种活、承担的那些负重、付出的那类代价，在早些年的 中国很容易就做到了。比如以前立电线杆时，没有先进的起重设备，就让农民用肩膀扛着电线杆，从半悬崖峭壁上爬过去，经常会有人摔伤摔死。那时摔死一个人的 赔偿不超过1000块钱，但第二天照样有人来干。下小煤窑等等都是这样。

　　第三是“不怕毒”，在1970年代末，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处 在既不温也不饱的状态，只要能够将肚子填饱，老百姓才不管它是什么东西。1979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回到家乡皖南向乡亲告别。一个亲戚带着我 去拔萝卜青菜，在田里看到一只死鸟，是吃农药毒死的。他高兴得不得了，说马上有荤的吃了！煮了一锅汤，十几个人围坐，吃得满面幸福的样子。为什么不怕毒？ 因为平常很难吃到荤东西。

　　第四是“不怕蒙”。以前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就更加少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独立的信息来源，听到的都是统一的宣传，甚至基层干部连官方的报纸都不让老百姓看，生怕看了之后知道中央的政策不是这样，底下的干部就不好当了。

　　到如今，中国社会慢慢从那个时代的“四个不怕”走出来，走到了目前的“四个怕”状态。

　　首先是人们越来越“怕苦”。我们现在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苦了，所以那些非常苦的工作、非常苦的地方、非常苦的行业，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人做了。怕苦的人、怕苦的状况、怕苦的心态，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普遍。

　 　第二是“怕死”。因为日子好过了，命值钱了，再让人做危险的事都不愿做了。现在如果出了矿难，除了少数矿主胆子大收买黑帮摆平或跑掉，大部分都是要花大 钱，地方政府也要花很多钱。这就是人命越来越值钱，也就是说怕死的越来越多。现在扛电线杆爬山，第一天摔死了人，第二天肯定就招不到人了。

　 　第三，现在中国社会“怕毒”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最近香港开始实行极其严格的奶粉管制，每个旅客带的奶粉超过1.8公斤就是犯罪，要被检控。内地的人越来 越怕孩子吃的东西有毒，很多广东居民，周末跑到香港买酱油、米、醋，问为什么你们连这些东西都跑到香港买，他说内地很多东西吃得不放心，怕有毒。环境污染 把各种有害物质渗透进人的身体，这样的担忧害怕更是各地大众的每日话题。

　　第四，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怕蒙”，这跟教育的普及有关系，初 中基本不收学费了，高中和大学也更普及。除了普遍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老百姓的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多元。官方宣传的东西，讲的是不是符合事实，现在的人不会 像以前那样，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政府说我们这里空气非常干净，老百姓就说我家里买了设备，一测就测出来了，中国人有了替代的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是IT技 术的普及，现在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有5亿多了，手机的功能非常丰富，可以读报看视屏。中国懂外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公民出境出国旅游增长速 度最快的国家，2012年全年国内居民出境旅游的人次超过了8300万，相当于一个德国的人口。出境出国旅游不仅仅是玩，其他国家、地区的方方面面，政 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交通、教育、宗教、艺术，统统都可以感受到。除此之外，现在炒股、做买卖都越来越追求信息的快速和真实，因为信息不快不真就 会导致做出严重损害自己利益的选择和决定，所以“怕蒙”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发生的五个“化”

　　国人从“四不怕”向“四怕”的转变，这是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来总结。如果用比较学术性的话来总结，那就是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的30多年时间，中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五化”，而且速度相当快。

　　第一是工业化，197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活动中70%以上是跟农业有关，现在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农业。

　 　第二是城镇化，因为经济活动中直接务农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村进城打工谋生，还带着家庭进城接受教育。当然中国有个户籍制度，但这些人 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已经很早就城镇化了，只是还没解决身份问题。中国城镇化的比例是35%左右，实际上城镇居住人口超过了51%。

　　 第三是中产化，从社会科学分析，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下层，越来越多的人从中 产的下层向中层迈进。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提过这样的观点：一个社会要稳定繁荣，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社会里大部分人是有财产的，不是非常赤贫的，只有这样的社 会才能建立比较好的政治制度，所以中产化是非常综合性的指标。

　　第四是信息化。过去这些年来信息的产生、提供、传播、使用越来越快、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主动收集和鉴别信息的能力和手段，越来越有能力对各类信息做出广泛的运用。

　 　第五是全球化，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最早的全球化是贸易出口带动、吸收外资，这个过程启动之后就牵涉到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信息、法律、观 念、生活方式、管理方法，甚至是政府的作为、对官员的期待等等。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在全球的视野里判断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环境、生活品质、 人权等，越来越在全球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和价值判断。

　　刚才我所说的“五化”是宏观的，如果落实到个人身上，越来越多的人有意识无意识地 在遇到一件事时进行两种比较。一种是纵向比较，拿你自己家这一代和自己家前两三代比，拿这个国家的现在与30年前、50年前、100年前比。而更重要的是 第二种比较，也就是横向比较，将中国内地和境外国外比较，横比的成分越来越明显。香港警察在路上巡逻时，有的还带着红十字药箱，一看有人晕倒马上就过来实 行急救，但是一看内地有些地方，有事警察不来，罚款警察就来了。内地老百姓就在作这种比较。

　　在中国内地里，越来越多人对本国本地区的 权力机构、官员、银行、学校等等进行横向比较。也正因此，中国的官员在过去这些年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调整改进，在国内可能大家感觉还没有这么明显，我老是 国内外两边跑，对中国官员在横比下做出的重要改变还是难以忘掉的。比如，现在中国官员至少在公开场合，跟民众和媒体直接接触时，谨言慎行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权力的滥用越来越担心被揭露、被上网、被人肉搜索。“表哥”杨达才在车祸现场满脸微笑，导致他的手表、眼镜等等遭网民人肉搜索，最终落马。掌握权力的人 有所畏惧才不至于蛮干胡来。

　　转型的社会“难上加难”

　　最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火起来了，这是一本值 得反复看的书，而且看的每一遍感受都不一样。我读博士时从1985年秋季开始读英文经典版，读过几遍了。这本书最核心的观念是：对政府、对政权来说，一个 社会在最坏的时候并不是最难管理的时候；一个社会已经非常先进、非常繁荣的时候，也不是最难管理的时候。最难管理的时候，是从最坏已经走出来，在越来越改 正以前的坏、越来越在进步的过程中，那样的社会是最难管理的。托克维尔总结为“民众期待的革命”，因为民众有越来越高的期待、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的改革和进步的目标，这时的社会是最难管理、最容易出事的。

　　如果把我和大家交流的以上的内容，结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观点，可 以做一个小的综合性概括，就是一句话：“管理封闭落后的社会难，管理开放进步的社会更难。”这种“难”一小部分是全球中产阶级社会的“共同之难”即发展的 共性，一大部分是我们这样体制转型的社会的“难上加难”即深层改革的特性。

　　李克强等领导人几次讲话中都特别讲到未来十多年，到 2020-2025年时中国应该在信息化、城镇化等方面迈出更快的步伐。这就意味着我刚才描述的“四怕”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可能还会再多加几 “怕”。这就意味着中国各级政府管理者都必须要认识到这样的大趋势，现在遇到的那些管理上、治理上的挑战、压力和批评等，实际上正是中国过去30多年里越 来越开放、越来越进步的趋势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将工作做好。有人试图扭转这个趋势，想把中国至少是把普通老百姓，再从“四 怕”的状况往回推，后果则是很可怕的。


　　不管是政府里的管理者，还是公司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学校管理者、机构管理者，只要是 处于管理者的位置，都要有这样的意识———要让被管理者越来越从被动的状态进入主动的状态。虽然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都不能完全实现，但这是基本的大方 向，要不断地创造条件让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过程的主动参与者。这就是我所说的未来中国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社会总体目标。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创造社会条件、文化 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

　　在过去30多年来，我们虽然也犯过错误，甚至有过短暂的、局部的倒退，但是总体来说中国还 是取得了开放性的进步。1978年中国至少有2.5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所谓的绝对贫困线就是说家里各种各样的收入放在一起，都不足以使一家人免 除饥饿的恐惧；一年365天至少一大半时间营养不良，家里更没有像样的耐用品，那是很可怕的。现在中国处于比较贫困的人口还有1亿(按照国际上的指标)， 我们绝对不要低估这个进步，虽然不要满足于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大的进步，是我们又慢慢地回到了国际主流社会。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越来越介入国际文明社会，我们越来越跟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能够处于利益分享的地步，虽然还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国家越是国际文明主流的参与 者，就越是有利于全体国民的长远利益的保障和推进。

　　现在提出“中国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上述两个进步的体现。20世纪将梦变成伟大 民众运动的就是马丁•路德•金，我每次重听他的演讲《I HaveaDream》(我有一个梦想)都很感动。梦只是一个比喻，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梦就像地平线，只可以一步步地逼近，但是到不了。因为梦是不断延 伸、不断升华的。这样永远有更好的梦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更有希望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梦要成为现实，这个过程永远不会有止境，未来的人 还会提出更好的梦，都是中国梦的延伸。中国所有的公民，不管民族、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是什么，也不管财富有多少，都应该能够分享有中国梦的基本要素，越 来越达成普遍共识。为了使这个梦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在漫长的过程中，要将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从“被”的状态中释放出来，不应该有太多的“被满意、被幸 福、被自豪、被代表”。满意必须让公民自己讲，幸福必须是人民自己讲，自豪必须让每一个中国公民走到国际上都能够很真诚地表达出来。更重要的，不能老是 “被代表”，要让民众一步步地选择自己的代表。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才能够为实现中国梦做出具体的贡献。

【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顾问。曾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