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与不似”，齐白石误导也（上）

　　文人，在中国文化中是专指儒生的，是指儒道释合一的综合后的新儒学的兼学的儒生的。文人脾气是指一种文人特有的迂腐气，不张扬却坚定，孟子曰“达者兼济天下，穷着独善其身”。在中国文化中，文人，不是泛指有文化的人，诸子各家都是有文化的呀，包括宗教的，如道家、佛家、名家等也是有文化的，甚至看风水算命的郎中等都是有文化的，但并不在文人范畴，现代也有人以知识分子等同于文人之说，这也是错误的。

　　儒家的济世有为，道家的淡泊无为，佛教的慈悲随缘，这些综合成中国文人的品格，国学大师陈恪寅之弟陈师曾说“文人画就是有文化的人的画”，我以为是概念错误，是大缪也，有文化的人的画未必是文人画，即使用水墨来画也是如此矣。

　　中国山水画不是风景画，强调的是文化的、哲学的概念，是天、地、人、物的人文的辩证统一。不懂国画之理，是连国画入门都谈不上的，是自以为是的画画而已，如此画画，纯粹是胡闹，谈不上作画。

　　当代学者，不算学者，基本没思想，是给禁锢弄出来的伪学者。不否认像于建嵘、陈丹青等也是做出了探索努力的，但那也不过是突破了政治思想的禁锢封锁而学了点意外的东西，但他们作为个人的思索还是很有限的，远没有达到学者应有的沉淀和觉悟。不过这也难怪他们，在禁锢中出来有着吸收消化的兴奋，要觉悟还得等沉淀下来才有可能，但现在的中国是时不我待啊，就像大清末年出现民族危机时那样，许多读书人是一知半解就投入了启蒙国民拯救民族的伟大行列，就像没有成熟的葫芦娃那样就投入了战斗，对他们不能有胎位苛刻的要求，对他们我由衷的表示敬意！但学术是学术，要求的是实事求是。国内的学者我都看不上，是不是我太骄傲了点？是不是我太厚古薄今了点？是不是我太崇洋迷外了点？我对国内的特别是官方主持的近、现代文化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

　　从文学看，中国主要是抒情性的，叙事性比较弱，即使是比较弱的叙事也是以志怪、传奇为主的，现实主义是凤毛麟角，并且抒情和叙事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和程式化。同样，作为文化的文学和绘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外表的形式表现不同的特点。山水画是这样，花鸟画也是这样，有着言志、抒情的特点，需要重申的是------中国花鸟画也不是静物画。

　　如果说山水画代表了中国画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那么花鸟画则是代表了这种哲学观的一个的侧面的表现，虽说花鸟画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但真正的作为一个画种却是形成在大唐、五代时期，五代时期形成“写生”、“野逸”两大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两宋传承五代是花鸟画的一个盛典时期，也是中国花鸟画的写实写真的一个独具探索精神的时期，经过元代的转折，到明清才是花鸟画烂漫抒情的繁荣时期。在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中，内容淘汰筛选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抒情逸志的典范。

　　做个假设，色明度在“黑与不黑之间”，那是什么？我想大家能轻而易举的得出结论是“灰色”，因为黑就是黑色，不黑就是白色（反向推导，即黑是色明度的极端色，相反的色明度的极端色是白色），但答案不是灰色，而是黑白灰的相间混色，其实也是灰色，是光效应下的灰色，懂得色彩原理的人是知道的，实际上只要说混杂素色就是了，不必说的这般脑筋急转弯的复杂。

　　现在切入国画的一个需要澄清的说法既国画在（应该解释为造型的） “似与不似之间”，用绘画的语言说“似”就是“写实”的，“不似”就是“不写实”（我假定为写意的，这应该不是说者的原意，虽然说者指的不是写意而是造型，是在写实和不写实之间达到写意的结果），自然这是针对形体造型而言的，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理解上的困难，让人无从把握。齐白石的说法是他自己画画的感受，缺乏理性的思辨，结果是误导贻害众多的国画从事者。

　　其实只要翻开齐白石的画册，他的这种说法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似”本身就是一种“近似”概念，只要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图就是“似”了，从齐白石的画上来看几乎是没有“不似”的。而且，齐白石不仅没有“不似”，而是非常的近似或“似”或写实，我们可以把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虾》来说，色泽半透，形态写真，哪有“不似”的踪迹存在呢？同样从他画的蔬菜瓜果等来看，同样也是以“似”见长的，如果硬要说“不似”，在他画的人物画上倒是有一点的。我不认可有些人说的齐白石画的人物画在造型上是如何的写意之巧妙，而是恰恰相反的，我认为齐白石对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绘画上把握是有困难的，因而对人物画他进行了符号化的简化处理，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人物造型上的把握不住的差劲。但这并不是对他的人物画的批评，而是就事论事的说齐白石在造型上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他其他的画对造型的处理方式而言，如果他有较好的对人物的造型理解的话他就不会这样的画人物的。

　　齐白石的画主要是在花鸟画范围，在内容的选择上有较多的农家特色，这似乎和文人、士大夫的绘画题材内容略有不同，不过不必过分解读，说什么是劳动人民的情感等，这很勉强，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农耕并不是啥低等的丢脸的事，以农为本的中国农民的地位要比商人的地位高得多。上到皇帝下到布衣也是亲历农桑耕织的，反倒不从事生产而牟利的商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因而，蔬菜瓜果在过去的画中也是存在的，男耕女织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农家生活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主义的生活，不贪不奢内心平静的安逸是古代中国文人向往的美好，中国古代的文人的思想品格比当今的先进代表不知要高尚多少倍了呀。

　　中国花鸟画形成的初期就有两大派，一派是注重写真的写生派，所谓“黄筌富贵”是也。此处的富贵并不是指画面富丽堂皇的意思，而是惟妙惟肖写真得可以以假乱真的实物效果。另一派是以徐熙为代表的“落墨花”的野逸派，落墨致格，杂色赋彩，这一被成为“野逸”的画法也就是以后写意花鸟的先驱，“富贵”发展为宫廷院体，“野逸”则为文人偏好矣。

　　笔墨绛彩为“野逸”的特点，这也得到了一代文豪苏轼的推崇。野逸是颇具农家气质的，农业和自然的成果历来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理想化的表现的对象。站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田园生活是有偏差的，齐白石传承的是“野逸”到“写意”的花鸟传统，故而我以为劳动人民的情感这样的说法并不对，是以现代的视角排斥了中国自古传承的文脉。

　　说的太快了点，回到“野逸”，野逸强调是什么？笔迹墨色也，中国文人画把笔迹墨色看得比造型重要得多，笔墨重要，造型次要，这在发展到写意更是如此，特别是经元代转折后带了明清时期更是如此。然而，笔墨虽神奇，如果造型无法辨认，也是不能立足的，神形兼备始终是中国画的一个硬指标，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迹可循（寻）的，到了齐白石这里也不例外。

　　明明在画上清晰可见的是齐白石追求的笔墨的神形兼备，然而到了齐白石的嘴里又说成了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了，这不是矛盾的吗？如果仅仅是说这一矛盾就意义不大了，我们需要的是解开这“似与不似之间”的被语言文化能力低下齐白石的误解，解开写意和技术手段，进而回复到美术技法和美学含义上来，纠正错误，正本清源，指导实践，这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