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飞云院长：对油画的特性和表现力的批判（二）

　　其实谢赫《六法》并不是具体的法，而是绘画的一般的规律性。譬如我说电影要拍的好、剧本好、演得好、票房也要好，可并没设计怎么拍、怎么写、怎么演、怎么才能卖座呀，可到具体可操作的内容，就没有了，这能算办法吗？就像胡说和谐的，怎么和谐呢？没具体内容的，和谐反而可以成为政府的公权侵犯百姓的民权的借口了，结果不仅没能实现和谐反而更是不和谐的不得不实行维稳了。如果这口号的出现是在西方某个执政党提出的话，就会以此立法，形成可操作的程序，但中国人是框架太大实际太空，到现在的体制这里尤其是如此，再加上无能之辈，也就只能是空谈了。

　　中国人讲究的是意会，意会就是看是否有悟性的自己的理解。其实这一意会是个人的并不是什么法带来的，法的作用最多是启发一下，并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本质上中国真正的法是对前人的模仿，而无真正的法或立法。千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大框架基本没用，具体上是模仿前人，是否能成就这一切还得靠运气造化即个人的运气成分，一旦有所成就还是归功于祖宗之法的点悟。如果我说“人要像人那样活”，这框架够大了吧，是否可以囊括人的一切了呢？那不就都结了嘛！

　　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才真正的有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这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1949年后，大陆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即一切倒向苏联，就拿来了苏联的体系，这一体系也就成了沿用至今的学院体系。

　　苏联体系是什么体系呢？恰好是沙皇俄罗斯向当时的欧洲的先进国家学习并把先进国家的体系搬来俄罗斯后的总结、概括、细化的形成的沙皇俄罗斯的体系，这一体系被苏联继承沿用并按照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来改造的即为党的政治服务的苏联体系。

　　西方体系是事无巨细的完整的规定性的体系，由于规定细致，所以这一体系非常容易导致僵化，因而为了防止僵化西方又在这一体系上加强了激励机制即鼓励尊重客观藐视权威的突破创新的机制。而恰恰这一激励机制被沙皇俄罗斯弱化，再到后到苏联就被抹去了。实际上这一苏联的体系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体系，更像是一本规范的操作手册，培养的是没有创新力的宣传工具。

　　这一操作手册的核心就是规定内容规定技术，规定技术为规定内容服务。规定内容就是艺术内容为人民服务，其实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假，以人民群众的素质最好的服务内容是色情暴力的刺激眼球的最为合适，显然这是被社会主义文艺制度所禁止的，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呢？为人民服务就是教育人民服从党的领导为党的事业服务，因此为人民服务的内容本质上就是为党服务。不过党是这样认为的，党是代表人民的，所以这绕过了还是为人民服务。就像绕口令一样，有趣吧！

　　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人的思想的解放和觉醒，这一规定内容在有点文化的人的心里都知道是非艺术的，这样一来艺术的内容也就是艺术的灵魂失去了，剩下的另一项规定就是技术的规定性了。

　　这一技术规定的对象也是素质相对不高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要求让人民群众最能够接受的艺术的技术形式。这一根据对象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形式就是让人觉得真实感的可信的写实主义，至于高雅的追求是这一艺术的技术要求认为不必的也是反对的。同时对内容的规定性也限制了技术和形式的发展，我们知道形式的突破往往是思想的突破的反映或成果，而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是把思想牢牢的控制在党的旗帜下的文艺思想，思想的突破是不能容忍的也是绝不可以的，但没有思想的突破又何来形式的技术的突破？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大陆在文化艺术上要求突破的无能为力。失去了内容的技术犹如行尸走肉的存在着，走向为技术而技术也是必然的了。

　　可是，为技术而技术这条路走得通吗？走不通！也许人们可以搬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来自我安慰，可是唯美主义就是形式或技术的灵魂啊，而中国的艺术的“为技术而技术”的技术是没有灵魂的。

　　因为没有灵魂，所以所谓的“为技术而技术”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是走不进技术的辉煌的，而是只能在僵死的技术里僵化而死。

　　杨飞云先生谈技术，可除了技术他又能谈什么呢？但更要命的是离开了灵魂的技术也是谈不好的，偏离了灵魂理解力就会不全面。譬如弗洛伊德，杨飞云说画的“有力量”，那么国内很多人学习弗洛伊德为什么学不到弗洛伊德的力量呢？而如果仅仅是弗洛伊德画的有力量还造就不了弗洛伊德在画坛上的地位，因为弗洛伊德还有思想观念，这力量是弗洛伊德的思想观念的体现，这观念和培根是一体二位的，和打破艺术家对艺术的垄断的交互性，能看出来吗？如果看不到，那就说明了已经超出那“技术手册”的范围了，就像他对毕加索的评论一样，根本没有评论到毕加索的技术的价值所在。以杨飞云的号召力，这才真是中国画坛之油画之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