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读到光明网文章[读标题]说文革的路行不通,觉的文章有些不着边际。要说文革首先该说的第一句是:文革是历史的必然。通不通的说法的前提是把文革看承可随意选择的事情了,似乎可以东或西。这个感觉不对,将中国历史学术视角搞低了一大截。
一、1949年新中国是历史必然
首先,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是历史必然。若试着依据中国在世界史的相对地位,按照描绘股票的走势图为中国的国运也画一幅走势图,这国运走势图在前边几千年中始终震荡向上,但到1840年开始这走势图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跌幅,特别是同治、咸丰之后更是加速下跌;再到日本侵华,成为国运的谷底。拐点在1949年,那之后国运又以陡峻的斜率向上昂扬,将这时段与国运的走势相比对时,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中国国运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很公平,1840年后为中国社会农民、封建官僚、各种买办、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各主要阶级都提供过尝试自己主张的机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惟独共产党搞成了,这只能看作是历史的选择。
用假设的方式去指责革命成功时的共产党没有选择西方的民主政体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在1949年开始的政治与经济模式都是历史的必然,谁想认真思考和谈论中国民主问题应该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许有着自己内在的、强大的逻辑结构,它使得任何胜利都不能纯粹和干净,中国毕竟有着2000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专制的基因的力量远比别的民族的同类更为强大,千年中历代农民起义要做的事情仿佛是摧毁一座宫殿后,再翻出原先的图纸,照原样再建一座而已。辛亥革命把它从形式上绞得粉碎,但专制基因仍以强大生命力完成自我修复与复制。由此来看,指望1949年的革命能够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只有认真参透中国国情,滤除情绪化的因素,探求符合自己文化传统民主化设计才识正确路径。
二、毛泽东对民主的思考与文革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摆脱1840年以来被侵略、被凌辱历史的杰出领袖集团的代表,他对于民主的看法与思考应当被放在突出位置予以考察和研究,因为作为领袖,他的主要关注与思考,本质上都是历史的规定。如果对毛泽东的相关思路作些考察,应当承认,他是共产党决策集团中最关切人民民主的领袖人物。他的思考的着眼点、起点是如何摆脱历史上一乱一治的循环?始终保持政权的平民本色。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毛泽东从延安时代就产生这意识,他曾在郭沫若《甲申300年祭》加批语要全党读;毛在1949年取得政权已成定局时,相关思考更为自觉了,在与黄元培的谈话清楚表明他注意到历史上那么多农民起义军打天下与得天下后两种反差强烈的局面,并明确而自信地表示找到了解决“其兴也勃,其败也速”的怪圈,那就是人民民主。当然因历史条件限制和文化传统的强大,毛的估计显然不足,毛的自信存在盲目。50年代初毛泽东在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所做的大量眉批,表明他始终在关注与思考始终在深化,并开始注意政权的“蜕变”问题;再加上刘青山、张子善案等等。毛泽东的担忧清楚指向一件事:政权能否保持平民化的本色?党内是否会出现一个与工农阶级利益相分离、最终相对立的官僚阶层、既得利益集团?
毛泽东的思考也伴随着对解决出路的思考,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和随后的鸣放、整风,是他早就想过的依靠人民民主防止政权蜕变的实践。显然,那时的毛泽东没打算搞大民主,更希望依靠知识层的监督和批评,防止权力异化。但知识层过于出圈的“鸣放”使得毛在党内恰恰成为“右”的代表,成为党内左的思潮的攻击材料,以至他不得不牵强辩解为只是为了“引蛇出洞”。一个美国人在“中国:1949--1976”一书中引用一些高级干部的回忆都涉及反右初期对毛泽东“右倾”的批评和不满[那时强烈反右的主要代表是刘少奇与邓小平]。其实,党内的愤怒有些是自然的,连一般基层群众都对那时的“右派”的言论愕然,许多鸣放者以很亢奋的情绪在那喊让共产党下台。但后来发起的反右运动运动也存在扩大化。许多人似乎没有注意到文革是整风的继续,文革中的造反派做的事与当年右派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是毛泽东被知识阶层的排共倾向吓坏后直接将民主交给工农的尝试。
观察和思考文革的核心点主要有二:第一,五十年代的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一个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萌芽?或者说我们体制本身是否具有产生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官僚集团的内在机制和倾向?第二,我们的体制是否具备不依赖运动方式清楚腐败的机制与能力?这是研究文革的基本出发点,简单否定或肯定都是错误的,无助于防止社会再次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谈论文革首先要使用的词汇是认定文革是历史必然,是试图现代化的中国与沉重的文化传统必然的对撞。讨论文革最该首先说清楚的基点是:文革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想解决的主要是防止出现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固化,他想运用的方式是人民民主,一种更全面、更充分的人民民主,一种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由国家权力赋予的泛民主。 文革要打击的对象是“一小撮走姿派”[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被打击对象的主要对抗手段与策略是扩大运动的打击范围,用“打击一大片”分散落在自己身上的火力,他们与毛的方针相对抗的最著名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样就使文革成为一次动乱,一个还不具备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现代思想、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制框架的民主,只能是一场浩劫。要使的国家不因这场浩劫而崩盘只能是专制。于是辩证法在这里再次显示出奇妙的逻辑:以泛民主开始的运动,恰恰得以专制的形式结束,否则社会将付出更高昂的成本和代价。
中国2000年历史表明:忽略人民利益必然导致社会动乱[那些起义]。文革10年动乱表明:在缺少基本法律框架的泛民主,也必然带来灾祸。两个极端都行不通,也许政权的平民化理念本身就行不通;但若真得出这结论则将动摇我们社会最根本的价值观。所以,我对于民主化进程的设计是先实现执政党党内民主。[约10天前写文贴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