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半人定乾坤

钱钟书先生说：中国有三个半人，湖南人算一个，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

在中国，但凡成就大事，需分四个阶段，要有四种能力，而这四种能力比较强烈地体现在两广人，江浙人，湖南人和山东人身上而已。 

冯友兰先生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地方影响力最大。一是广粤地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二是长江三角洲，这是中国近代经济的火车头；三是湖南，这里为中国近现代史输送了大量经纶治世之才。” 

带头搞事的能力，当推两广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人始终处于中国改革的前沿，摇旗呐喊，始终敢为人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政治上虽未成气候，但奋勇 争先的勇气、魄力让人嫉更让人敬佩！举几个直观的例子，洪秀全在广西起事，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领衔戊戌变法，中华民族适逢两千年来未有之变 局，几个广东人站在风口浪尖，把神州大地搞得风生水起 ，乾坤颠倒。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广东的南海边的渔村，点燃星星之火后燎原中国的。 

推动革命持续发展，需要江浙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江浙，一言以蔽之，物阜民丰。“煮海为盐，采山为钱，国税在熟之稻，乡贡八蚕之棉”，“天下赋税，三分有其二” 。 革命的目的是“棉帛钱粮”，革命的过程更需要“棉帛钱粮”。缺衣少食，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革命自然大打折扣。 

带头的、出钱的都有了，谁来做？这时候湖南人站了出来！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 

两广人跳出来挑事！于是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人，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就应该立规矩、拟章程。“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山东是士大夫之乡，齐鲁大地、礼仪之邦、孔孟故里，高级知识分子成堆。就这么，天下由大乱而大治，三个半人便搞定了。

如果把这三个半人比作人生的四个阶段的话，那么两广人就是叛逆的少年，湖南人是热血的青年，江浙人是成熟的中年，那半个山东人便是世故的老年了。

这里再附个小插曲：

后来很多人要改正钱钟书先生三个半人的说法，说：中国有四个人，湖南人算一个半，广西人也算一个半，山东人算半个，江浙人算四分之一个，广东人也算四分之一个。

朱德元帅曾经说过：湖南人最霸气，广西人最蛮横。

世界上三大倔强种族；英国的爱尔兰人,德国的普鲁士人,中国的湖南人。蔡元培先生说 “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也可以通俗地解释为：我种我的三分地，莫惹我，搞急了，老子和你搞到底。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被逼急的湖南人撂出的狠话。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打了22次大会战，其中就有6场大会战发生在湖南。日军在湖南吃了亏。在华北战场不可一世的冈村宁次进攻长沙失败，丢掉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继任的阿南惟畿中将是日本天皇的宠儿，在湖湘也是损兵折将，大吃苦头。侵华战争前，日本出了本《湖南省要览》的书，总结了湖南人的性格：“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迷信思想深，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桂系狼兵雄于天！所以说广西人要比湖南人更上一层楼。

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也说了：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说是“两广一家亲”，但其实广西人和广东人的性格简直是天壤之别，广东人待人比较冷漠，还有一点说得难听点就是缺少些血性；而广西人大多则十分的豪爽好客，而且个性很强。

清末，太平军刚开始只有3万人，这3万人是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30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3万”。

另外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和在台湾抗日，冯子才的萃军创造了镇南关大捷，这些都是广西兵打的。以至于有不少人都说，清朝末年对洋人的战争中，全国几乎都在打败仗，只有广西人打胜了。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刘伯承元帅曾经在大别山制订了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粟裕等相当多的解放军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要分清国民党军中那些是精锐部队，一要看装备，美式装备的肯定是精锐部队；二要看口音，广西口音的部队一定也是精锐部队。如果是既有美式装备又有广西口音，那绝对是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粟裕大将回忆录记载有这些话，很多解放军其他将领回忆录中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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