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法国主张对富人征75%所得税的欧兰德赢得总统选举。希腊选民不顾希腊的财政危机和国际救助，投票支持主张扩大财政支出的政客。美国奥巴马总统力推的对富人增税“巴菲特规则”提案得到多数美国人支持却遭到参议院否决。不同的国家，相近的现象，揭示选票对财政税务政策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选民却与纳税无关。作出各种“免费午餐”的许愿往往是赢得选战的重要手段。美国依靠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增税已赶不上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美国的选票已越来越与纳税相脱离，但其导致财政失衡和金融危机后果 却要广大的纳税或不纳税的选民承担。

美国纳税与选票相联系有长期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生，就是因为美国人纳税却没有在殖民地有代表（选票）。当时有个著名的口号是“没代表（选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美国建国初期，人头税（Poll Tax）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交人头税的人才有资格投票。这个作法直到二十世纪初还在美国南方用作禁止穷人，特别是黑人投票的措施。人头税是按人固定的，不以收入征税。这个时期，虽然民主不完全，但选票与纳税是统一的，选出的代表对选票负责就是对纳税和财政支出负责，税率低并且政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24 宪法修正案才放弃用人头税作为选票的先决条件，并在全美实施。

所得税的征收直到1913年第16 宪法修正案批准后才顺利实施并在之后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政策工具。所得税的采用，使选票与纳税进一步分离。富人有钱，可以控制公司的股票（选票）。但在民主制度下，富人再有钱，缴再多的税，选票都是少数。2008年，2.13亿合资格的美国选民中，最高1%收入的富人选民缴了23%所得税收，7%的选民缴了70%，33%的选民缴了97%。目前，联邦100%的所得税收由一半选民缴付，而另一半选民却不用缴纳所得税，其中不少还领低收入退税和各种福利。主张对富人增税，如法国欧兰德提出类似“打土豪分田地” 的政客往往能赢得选战。但他们当选后，由于各种原因，纳税负担却往往转移到中产阶级身上。选出的代表只对选票负责，不对税收和政府财政支出负责。有评论指出，如果公民的代表由越来越多不纳税的选民选出，还要多久，这些代表只会满足无纳税选民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要求，而不理会纳税选民加大控制政府花费的诉求？还要多久，纳税的选民将“没代表（选票），只納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整个1950-1970年代，尽管期间有韩战和越战，以2010年价格计算的美国总国债长期只在3 万亿左右。但到1980-2010 年代，美国总国债直线上升，2011年已达到14.7 万亿，为美国GDP的100%。这与上述选民结构的变化和选出的代表制定的财政税务政策不无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选票能选出政府，政府能左右财政税务政策，却左右不了金融市场，改变不了经济规律。有限的税收赶不上无限的财政支出，导致了财政失衡。美国金融危机和政府信用降级，不少选民失业，收入下降，房屋被拍卖，福利减少或取消，甚至破产等等以及欧洲各国的经济危机，就是经济规律惩罚了政府和广大的，无论是纳税还是不纳税的选民。

“有代表（选票），不纳税”（“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是不能长久的。如果选民中不纳税的比例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不变，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前景难以乐观。只有纳税的选民比例足够大，被选出的代表才能既对选票负责又对税收和财政支出负责，成为“有代表（选票），有纳税”（“Representation with taxation”），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经济才能健康发展。目前可做的是降低中产阶级的税，减少以至取消低收入退税，增加个人收入的内在诱因和外在压力，让一半目前没有纳税的美国人加入纳税行列，就可大大提高纳税选民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