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任何历史甚至独特之感。不论哪里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相似，不免让人麻木。又是一个中石化加油站、另一个肯德基、另一座新的高层公寓楼，尽管它们有托斯卡纳风格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区别。一个接一个的新机场、新家乐福。但是，这种似曾相识之感是具有误导性的。

      中国目前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3个，到2025年将达到221个。这些大城市一眼看去似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是一个大都会显然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聚集在一起，它的基础也并非单纯的水泥混凝土。除了罕见的几个例外，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化城市都具有漫长、曲折、不断演变的历史。近期在北京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纽约客》记者和作家查建英被问到，“历史和现代”如何在中国共存。查出版过中文和英文的书籍，是当今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之一，她在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她思考了一下，说：“这取决于你所关注哪方面的历史。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生活方面的历史——语言、饮食。至于建筑？”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每个朝代都会拆掉前朝的宫殿，建造新的，这与欧洲的传统截然不同……摧毁旧事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北京是一个伟大、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我目前的居住地，但或许外界对它的评价有些过高了，至少错误地把它当成理解中国的窗户。中国与其它一些历史上曾经宣称是宇宙中心的国家不同，它从未经历过由某一个大都市统治整个国家的时期。北京不同于伦敦、巴黎、罗马、马德里、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等帝王长期盘踞的城市（中国历史上有6座都城），它甚至从未扮演过主导文明走向的角色。它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而不是经济、宗教、工业中心，甚至算不上时尚中心。在法国，一句俗语总结出首都城市的超级向心力：一个人“不是巴黎人，就是乡下人”——要么来自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要么来自农村。但是在中国，一句古老的谚语表达的却是相反的意思“山高皇帝远”。换句话说，国家的中心不了解，或者无法控制中国广袤地域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借用一张异乎寻常的地图来形象地阐述这种发散的状况，这幅由人类学家William Skinner编制的地图出版于1977年，包含在一本中国城市研究文章的合集中。Skinner把中国分为9个半独立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果算上西部内陆，是10个地区），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合乎逻辑的地理天堑，如山脉，每个地区都集中在河流盆地、海岸、农业和运输中心地带。每个地区的经济都围绕着一个主要的城市，或者位于地区核心地带的几座城市。中国的疆域广阔——超过370万平方英里——在历史上，陆路交通的障碍和代价限制了物品和思想的流动。因此每个地区都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厨艺和城市领导阶层。这不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体系，Skinner写道：“我在早期研究中国城市时就发现，它们并非一个整体的城市体系，而是若干个体系，相互之间的关联不大。” Skinner为每一个地区都起了名字：“华北”表示北京周边地区；“长江上游”表示四川盆地，包括成都和重庆；“岭南”表示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Skinner在渡过了漫长、卓越的高校执教生涯之后，于2008年去世。他的贡献在学术界影响深远。

      这幅当初描述中国晚期帝王时代的地图在今天依然并未过时：北京和上海周边地区依然是各自的小圈子；中国东北（一度被外国人称为“满洲里”）地区的经济和思想与其它地区大相径庭；欠发展的西部自成一体，围绕其它主要城市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独特的经济和文化特色。鉴于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Skinner和他的同事在2008年更新了一版地图以反映现实状况，他们发现这些地区的界限只有微小的调整，核心城市没有任何变化。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0世纪的各类战争、起义、割据和政治思想的颠覆之后——从末代皇帝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古老的城市格局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有更多、更大的城市，但其中最重要的城市——作为地区交通要道的杭州、武汉、昆明；在现代经济中发展出领先产业的城市，如西安的航空业和沈阳的重工业；与国外有直接交往的城市，如广州和成都——大都不是像深圳那样一夜间出现的城市，而是古老的权力中心。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查的观点：如果历史的烙印没有出现在建筑物上，那么究竟出现在哪里呢？

      如果北京、上海、香港等令人耳熟能详的城市算作是中国的“一线城市”，那么政府规划部门和市场分析人士会把次一级规模和重要性的城市称为“二线城市”，接下来是“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但是，别让这种苏联共产党式的名称体系误导你觉得中央在计划一切。钱的确是来自中央，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部门，这些规划部门其实也并不是在做计划。

      近年来，中国城市之间的对抗和区别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陶然，在年初举办的一次会议中说：“90年代之前并没有很多的地区竞争现象，但是产业私有化加强了为争夺投资而形成的合作关系。”从90年代末开始，土地出让成为城市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让城市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清华大学教授、《城市之精神》一书的作者Daniel Bell说，中国的城市“在财政和立法上有惊人的自主权，甚至超过美国的城市”。他认为城市之间的竞争是有利的，有一个例子说明传统的沿海城市大连和天津如何升级它们的基础设施，现在成为轮流主办亚洲世界经济论坛（又称“夏季达沃斯”）的城市。在受苏联影响的年代里，城市规划千篇一律，但是现在，“市政府官员们都在问自己：有什么能让我们区别于其它城市？”

      今年春天，我决定亲眼见一见中国的大城市，真正了解一下历史、野心和地理因素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节奏中形成各种变化。我选择的三座大城市都是Skinner最新版本地图中的区域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与非洲贸易网络的前沿阵地、西部新丝绸之路、和传统重工业核心地带的复兴吧。我们略过了北京和上海，降落在广州、乌鲁木齐和沈阳。

广州：非洲城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

      牧师的男中音在体育馆中回想。旁听的200多人大部分是来自西非的年轻男子，他们重复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的内容：“他因着信，好像在异地居住。”

      有些人在翻阅圣经，还有人在智能手机上阅读圣经的段落。他们穿着很随意：蓝色牛仔裤、polo衫、运动外套。在房间的前面的红色幕帘外，挂着一个基督受难像，周围用30个粉色的气球组成一个心型。在房间的后面，十几个女人单独坐在一排椅子上，她们的小孩都不到6岁，在地上玩滚瓶子的游戏。这天下午布道的主题是坚持，牧师高喊：“主啊，赐予我们忍耐的力量，赐予我们坚持信仰的力量。”

      广州圣心大教堂旁边的一个建筑物里，每周举办一次圣经布道会，广州当地居民管这里叫“石室”。每个星期日，这里会举办4场基督教布道会——前两场是粤语（广东省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坚持使用非普通话的地区），然后是普通话，最后是英语。出席最后一场布道会的大多是侨居在这个城市的非洲人，共有2万多人，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有些人在拥挤的长条凳上找不到座位，就坐在过道中的塑料板凳上。

      中国和东南亚最大的哥特式大教堂之所以会成为非洲社区的地标，其中有个道理可讲。建造者当然没有把中国视为一个希望之地，而是一个救赎之地。

      这座大教堂是一座雄伟的花岗岩建筑物，有两座尖塔，模仿巴黎圣克洛蒂亚德大教堂的拱形飞檐，是法国传教士在1888年建造的。其所矗立的地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割让给法国。如果我们戏说一下历史，中国对外一直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直到欧洲人在19世纪强迫其开放港口，获得出售鸦片和其它货物的权力。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广州的港口从未关闭。曾经被称为Canton的广州，自从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繁忙的贸易集散地（9世纪，这里是与阿拉伯世界贸易的中转站）。1760年，清朝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把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集中到一个城市。剑桥历史学家、作家Julia Lovell对我说，广州因此变成了“对外关系的焦点、希望和怨恨的集中地……因为它是全中国的口岸”。

      现在依然是这样。200多年以后，基于类似的原因——远离北京、试验的风险不大、久远的对外贸易历史——邓小平给南方省份广东赋予了一个类似的角色，让它成为中国自由化试验的先行者，开放贸易、接受外国投资。只要中国继续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广州就依然是中国的国际陈列室。如果把广州和临近城市深圳的港口加在一起，那里的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首位。这里是全世界批发商的采购地。

      今天，非洲逐渐膨胀的消费群体，加上对廉价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让来自非洲大陆各地的贸易商不顾麻烦的签证手续来到广州，或长或短地居住。（非洲发展银行预计，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中产阶级数量在2060年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11亿人。）这些人聚居在小北路和市区一条八车道主干道的交叉路口处，中国人管那里叫“非洲城”或者“巧克力城”。

      当然，这些旅居者的生意没有任何保障，他们大部分怀揣信仰，只身前来。牧师说：“信仰是所望之事的底实，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5月份的一个下午，在一家由中国人经营但主要由非洲人光顾的咖啡厅里，电视中播放着半岛电视台的画面，一个戴着紫色头巾，身穿合体职业套装的女人在预测北非未来的形势。来自利比里亚的40岁商人Douda Barry坐在咖啡桌边，数手中的票据。他帮我结识这个餐厅中的常客：“那几个人来自坦桑尼亚，他们说斯瓦希里语。这几个人来自几内亚。”他指着围坐在一张餐桌旁的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说：“他们来自马拉维。”

      Barry首次来到中国是在2003年，那时候大部分非洲贸易商还都集中在香港。他说，从那时候开始，非洲人的活动逐渐向大陆转移。“非洲的需求在提升，广州的价格更实惠。”他专业从事鞋类和体育服装的出口业务，他从未去过北京和上海，但是过几天，他要到中国北方，临近朝鲜边境的一家工厂去参观，那里报出了非常低的价格。他还不确定这次旅行是否会有任何收获，他说：“主要问题是80％的人都不诚实，所以你必须要亲自到工厂和厂主见面。”

      咖啡厅兼收并蓄又颇具特色的菜单里，从拿铁咖啡到“阿拉伯米饭”无所不包。一个装饰用的救生圈挂在墙上，旁边有一行字“欢迎上船”。然而，不那么让人感到受欢迎的是当地警察在每张桌子上贴的英文传单，字里行间透露出恐吓和霸道的意味（同时错误百出）。

警方的警告

• 每一个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应当在当地警察局登记住宿地址。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将被罚款5000元人民币，并且留下不良记录。
• 不要在银行外换钱！私下换钱在中国是违法行为。找你来换钱的家伙都是想欺骗你，或者使用假币。
• 不要在私人手中购买电话卡。在中国，我们有专门的商店出售电话卡，在外边购买电话卡可能引起犯罪问题，例如抢劫和假币。
• 一定要记得遵循警方的建议。

      广州政府希望在不影响生意的情况下严密监控这些人。从某些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还是相当宽松的，例如允许大规模的教堂布道活动，但是对其它情况则毫不手软。2009年，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在警察检查移民文件时，从一家商场的二楼窗户跳下。当地爆发了反对警方骚扰的抗议活动，一些非洲人高举死者的沾满血污的尸体，到警察局游行。今年6月，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在被警方拘留时死亡，又出现了抗议活动。

      咖啡厅的客人大部分来自旁边的天秀贸易商城。这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里面布满商铺，大部分是中国商人在向非洲买家展示商品。买家大多是非洲男性，我在里面参观时也遇到了几位非洲女性，他们的头发包在五颜六色的头巾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一个男人在一小块毯子上向麦加的方向祈祷。

      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同年秋天，习近平访问了南非、安格拉和博茨瓦纳，中国的商务部也新成立了一个专攻贸易问题的智囊团——中非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双方主要关注在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项目上，施工方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但是另外一种贸易行为是向非洲出口中国制造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广州非正式的贸易网络来进行的。

      天秀商城中一家假发商店挂出的条幅说“你的美丽就是我的责任”，这里出售来自印度和巴西的“真人头发”，精心地被盘起（全套假发9.5美元，长辫子4美元）。几家商店出售刺绣甘德拉——北非人穿的长袍（每件3.65美元，起订量200件）。另一家出售定制的足球运动服，一件挂出来的绿色运动服印着“尼日利亚阿布贾足协”字样（每件4美元，起订量100件）。还有一家商店贴心地提供EMS全球快递服务，并且可以帮忙预定埃塞俄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肯尼亚航空公司的机票。商城走廊里贴着一张大幅的中文非洲地图。

      十年前，《经济学人》把非洲称作“没有希望的大陆”，但是去年12月，它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光明媚：这片大陆的经济增长将持续下去》。麦肯锡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80年，非洲的城市人口占28％；而今天达到了40％。麦肯锡预测下一个十年，非洲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将翻倍。但是非洲消费者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其生产能力增长的速度，非洲的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产量的2.5％。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其它障碍意味着短期不会出现更多的新工厂，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非洲人会继续到广州这样的地方来寻找手机和足球运动服。

      从事贸易的不仅仅是非洲人。

      在广州市中心一座30层的办公楼里，付瑞强穿过弥漫的浓雾，望向无尽的汽车长龙。他在广州这个中国最繁忙的城市长大，但是发现这里的交通堵塞和污染令人无法忍受。他说：“我都等不及要回到非洲去了。”付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北面外套、一件红色刺绣的法兰绒衬衫、一条棕色工匠裤和一双登山鞋。在他办公室外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刻着“Karibu”，这是肯尼亚语，意思是“欢迎”。

      付是一家电子公司Leadder的海外销售总监，这家公司是他哥哥在2001年创建的，他们的工厂位于临近城市深圳。过去5年里，他每年有6个月的时间在非洲国家中探访潜在客户：科特迪瓦、加纳、刚果、多哥、喀麦隆、布基纳法索、贝宁、加蓬等等。27岁的他认为这是梦幻般的工作：“大海是绿色的，就像一块珠宝，天空永远是蓝色的。非洲的云彩很低，好像你伸手就可以摸到……而在广州，只有交通堵塞和噪音，从来见不到蓝天。”

      在中国和非洲之间旅行越来越简单了。付说：“大约十年前，我必须到巴黎转机。但是到了2003年和2004年，埃塞俄比亚航空、阿联酋航空和肯尼亚航空都开通了直达中国的航线。”他背诵般地分享熟悉的路线：“现在，中国南方航空和海南航空都开通了从广州和香港到拉各斯、苏丹和约翰内斯堡的航线。”

      在5年时间里，他见证了非洲市场的发展：“非洲现在发展飞快。以前，不管你有什么商品，非洲人都会接受。但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注重质量，他们不要假货。他们需要保障、售后和更高的质量。”科技也在迅速发展：“2007年，一部手机非常昂贵，大部分人都负担不起。但是在今天，即使一个孩子也可以花200元人民币买一部手机。”

      他突然停止了，似乎在回想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让他愤怒起来。他在非洲还看到“很多穷人连食物也买不起，农村惨不忍睹。而富人则非常富有：别墅、私人泳池、汽车、电视、电脑……”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激怒了他。

      付展现出一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的气质，年纪看起来比真实的年龄大很多。“我的很多同学从未离开过中国，他们说我‘思想很野’。的确是这样，如果你去过其它国家、了解过其它的文化、语言，你的思想会发生变化……在中国，人们只从电视中了解非洲。但是如果你亲自到那里，走在那里的土地上，与当地人接触，你就会发现真实的非洲。”

乌鲁木齐：永远的十字路口

      中国的西部疆域新疆有它自己的时间。从官方上讲，中国所有地区都落入同一个时区，但乌鲁木齐的钟表都调慢两个小时——非官方的称呼是“新疆时间”。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说明这里的历史往往会偏离主流，或者偶尔使然，或者故意而为。

      每天日落时分，大批艾德汉——伊斯兰语祈祷者的意思——会短暂地出现在新疆自治区省会的所有街道上，用不了多久，交通高峰期的噪音和喇叭声就会把他们淹没。5月份的一个晚上，我遇到了57岁的维吾尔族商人迪尔沙•依米尔汗，他把我带到一个餐厅里。日落后，气温下降得很快，干燥的沙漠环境中，炎热的白天和寒冷的夜间温差很大。无论在哪个方向上，乌鲁木齐都是世界上与任何一个海洋距离最远的城市。

      1972年，依米尔汗在17岁时从北疆城市阿勒泰来到乌鲁木齐，今天那里是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的交界处。他很快就在政府部门里找到了一份修理汽车的工作，这些汽车是用来从事新疆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并没有觉得作为少数民族很难找到工作。在汉族人大批进入新疆之前，“大部分人都是维吾尔人”。）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糟糕”，新疆与俄罗斯数百英里的边境线全部给封锁“只有巴基斯坦的边境线是开放的”。依米尔汗修理好的汽车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开了24个小时才到达边境线。在一个会合地，中国司机用小商品交换毛皮和原材料。

      他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土耳其茶，回忆说，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乌鲁木齐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即使在1979年后整个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新疆依然被刻意地封闭起来。这里没有新的公路、铁路和机场，新疆大学教授张梁后来对我说，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原因是“防止苏联的入侵”。多年来，城市里最高的建筑物是8层的政府大楼。街道狭窄、安静，偶尔会有北京吉普暴土扬尘地驶过，载着政府官员往返于各个会议。

      但是随着苏联在1991年解体，一度冰封的历史瞬间倒塌，曾经是新疆心腹大患的边境线一下子变成了它宝贵的财产。两年时间里，新疆的边境向16个国家开放，已经被提升为司机的依米尔汗可以驾车穿越这些边境线了。他回忆起第一次开车走过著名的哈拉和林（译者注：蒙古中部古城）高速公路那条“美丽而又恐怖的”发夹弯道。（为他充当翻译的30岁女儿，看到父亲像年轻人一样兴奋的表情，不禁微笑起来。）

      由于察觉到中亚的权力真空，北京迅速投入力量，加强与西方邻居的经济和政治纽带关系，同时大力投资新疆，开采其丰富的煤矿、天然气、铜和其它资源。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热潮在乌鲁木齐迟到了15年，那么目前这里完全是一幅高负荷运转的画面。这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这是21世纪的天命使然。

      新疆经常被比喻为美国的狂野西部，但美国的在几十年时间里就扫平了边境的威胁，而新疆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前沿阵地。

      在至少250年的时间里，北京把这一片相当于4个德国面积的广袤土地有时当作一个对外联络渠道，有时当作一个缓冲地带。清朝官员和珅曾在1784年写道：“这里百物汇集，就像轮子的辐条一样。”（译者注：此为意译，原文不详。）乌鲁木齐早先是汉人军队在维吾尔人土地上驻扎的军营，清朝将其并为自己的版图，并把这里改建为一个城墙环绕的正规城市。50年代，中苏关系向好时，乌鲁木齐和新疆是一个展示双方合作的平台，包括共建的空军基地和石油开采。双方关系恶化以致决裂之后，苏联工程师关闭油井，撤出新疆。

      1994年，苏联的威胁消除了，李鹏总理宣布中国要“开拓现代化的丝绸之路”。很快，乌鲁木齐就成为北京投资和规划的重点，将其作为西部开发战略的集中地。今天，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高速公路只需要10个小时的行程，而不是从前的24个小时。新建的铁路连接起乌鲁木齐、阿勒泰、喀什葛尔和和田，甚至有计划把乌喀铁路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还有计划在乌鲁木齐和巴基斯坦瓜达尔之间修建铁路。正如张教授所说，总体的目标是“将中亚并入中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确保新疆的经济比周边国家“至少高出20％”，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投资和居民涌入中国西部。

      乌鲁木齐的部分地区今天看起来相当现代化，至少给外部的感觉是这样。（我本来想与一位年轻的专家会面，她对我说：“我希望邀请你来家中，可是这里停电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电。”我们于是改在餐厅中会面。）市中心是一条豪华的商业街，你可以找到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明珠大酒店和一块巨型的古驰广告牌。机场附近是一片“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的建筑热潮随处可见：一排排的高层公寓在脚手架中舒适地栖息、一个新的体育馆、像纪念碑一样的中国电信大楼，和一个新警察局。对于一个冬天布满煤灰的城市来说，或许最让人吃惊的是乌鲁木齐有一套中国最先进的快速公交系统，包括站台、自动售票机和一天中无论什么时间都挤得满满的公交车。

      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政府对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投入，这是一家附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中心，主要关注干燥气候的研究。从纯粹地理学角度来看，新疆更像是中亚的延伸，而不是中国的延伸。一个研究人员对我说，近年来，这家研究所的预算迅速攀升，2010年已经超过3000万美元，这里有1000多名研究人员。在崭新的园区里，一位穿着牛仔裤、白大褂的研究室主任，边抽烟边告诉我，这家研究所负担着科研和战略的双重目的。它正在与周边国家的科学家建立合作关系，研究对象从气象到冰川无所不包。“我们是中国通往中亚的桥梁。”

      可惜的是，乌鲁木齐的财富并未得到平均分配。王乐泉在1994年被指认为新疆党委书记，2009年暴乱事件之后被免职，那次事件造成大约200人死亡。他是新疆现代化发展的首席设计师，他人脉广泛、机智精明、善于向北京索取资金。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他是一个强硬派——限制宗教斋戒、祈祷和在学校和政府办公室中其它宗教行为——维吾尔穆斯林对他没有好感。一位教授告诉我，他所奉行的政策中贻害最深的一条是，全面否定了维吾尔人在政府机构中工作和升迁的机会。如果说，在贫穷时期汉人和维吾尔人还是相对平等的——比如维吾尔司机迪尔沙•依米尔汗刚来到乌鲁木齐的时候——那么随着这座城市逐渐富有，这种不平等现象迅速扩大了。亚洲发展银行发现，新疆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比中国任何一个省份或自治区都要严重。外来的汉人攫取了新疆现代化发展的大部分成果。

      今天的乌鲁木齐是一座相互隔绝的城市。政府的投资都流入城市的北部地区，而维吾尔人聚居的南部城区自2009年暴乱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发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维吾尔族婚礼。举办婚礼的酒店地毯残破、油漆剥落。穿着随意的宾客们在电子音乐和传统维吾尔族歌曲的混合声音中翩翩起舞，伴郎们用纸筒向新人喷出纸带。新郎和新娘在新疆大学相遇，尽管他们和大多数宾客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这里没有汉族宾客。（一个汉族朋友说：“即使在一个城市中，汉人和维吾尔人相互几乎没有交谈。隔阂不是即将形成，而是一个现实。”）

      一天下午，我来到著名的边境酒店区，中亚贸易商经常在这里做生意。一般情况下，我都会被误认为是俄罗斯人。一个年轻的维吾尔族导游和我在一起，他的母语和中亚语言比较相似。当我们要进入酒店大堂时，一个苍白、满头大汉的汉族门童紧张地挡住了他：“你有什么事，你从哪里来？”我们后边一大群胡子拉碴的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塔吉克人说说笑笑地顺利进入酒店。我的导游咬牙切齿地说：“维吾尔人总是要被怀疑。”他于是在外边等我，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回来的时候他说：“这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我问他是否去过周边国家，他摇摇头说：“我没法申请到护照”。由于担心维吾尔人出国后会变得更加激进，政府严格限制他们出境。这条政策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到底谁在“新丝绸之路”政策中受益？

      至于依米尔汗，他在几年前辞去了司机的工作，开办了一家哈萨克斯坦贸易公司。生意一度还算不错，但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很难申请到贷款，订单数量持续下降，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他挖苦地说：“都是你们国家的问题。”），让他的盈利遭受重创。在谈到新丝绸之路时，他说他已经把生意转向国内。现在，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开了一家屠宰场，向穆斯林出售伊斯兰教合法肉类。“我的原则就是，哪里有需求就去哪里。”

沈阳：重生城市 ​

      沈阳作家王晓方在他广受欢迎的小说《公务员笔记》中，试图激起但丁地狱般的情绪，他对我说：“你会感觉到站在一个悬崖边，犹豫是否要进入一个灵魂的博物馆。”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将在今年秋天出版。

      中国东北——曾被外国人称作满洲里的地区——最大的城市就是沈阳。王曾经是一位政府官员，他的领导和后台、前副市长马向东因收受155万美元贿赂，加上其它罪名在2006年被判处死刑。王之后离开了政府机关（他是马的私人秘书，但并未收到牵连）。他现在是中国“官场小说”界的领军人物，他把城市的感情和个人经历结合在文学作品中。他的第一部小说《致命漩涡》，后改名为《市长秘书》，就是一本半自传。

      他对我说：“我希望抓住时代的精髓，来压迫历史和现实。官员们大多工于心计、善于背后陷害，他们的权力斗争之后隐藏的是高尚的表面和空虚的内心，他们没有信仰。我们不能只在镜子中看自己，还要知道它背后的秘密。米兰•昆德拉说，不揭示一些秘密的作品不道德的。”

      他作品中那些宏大的主题——政治、奢华、腐败、衰退和救赎——绝非沈阳这座锈迹斑斑的城市所独有。但是王认为，他那具有强烈政治文化色彩的故乡（很多政治局重量级人物都在辽宁省留下过足迹，包括当前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李克强和周永康，还有自大的崇拜者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达到了一个特殊的程度。

      他说：“按官方的标准来说，沈阳是一座古老的历史城市。它不但是清朝的发源地，还是最受计划经济摧残的城市。它是东北典型的老式重工业基地，具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和迟钝的发展理念……历史久远但文化浅白。”

      中国很多成功的知识界人士都到北京谋求发展，王依然选择住在这所充满回忆的城市中。这里是他思想的源泉，实际上他个人的职业背景都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升迁、堕落，现在至少找到了一些方法来收集历史的碎片，自我救赎。

      多年来，满洲里的声音就是拆迁的声音。

      寒冷的二月，拆迁工人在彻夜工作，明晃晃的灯光照亮了一座老旧的制砖厂和工人宿舍。地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人们在午夜聚集在市中心的街道上，看着饱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除。那是在2007年初，我第一次到沈阳。那时的北京布满了为修建奥运会场馆的吊车，沈阳却在进行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拆掉包裹其尘封历史的锈迹斑斑的外壳。

      这座城市曾经被毛主席称为共产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城市，是“中国工业的老大哥”，布满地平线的工厂烟囱令人自豪，后来却步入恐龙的后尘。《纽约时报》作家Nicholas Kristof在1989年把沈阳描绘成一个“乏味的狄更斯式城市”，因为其肮脏的空气、寒冷的冬天和彪悍的民风，二十年之后，这里变得更加枯燥、更加绝望了。中国南方在90年代和21世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期，但是北京下令重组效率低下、腐败横行的国有企业，却是砍向沈阳普通工人们的一把利斧，那里85％的经济都要依靠国有企业。在无法控制的工厂关闭浪潮下，沈阳失业率一度达到16％。一项持续增长的产业是卖淫，前市长慕绥新暗中鼓励，并对此征收30％的税负。后来他和副市长一同因腐败被免职。在承认自己的罪行时，慕说：“我的心永远和党在一起。我年轻时是一个好人，现在我变坏了。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他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死于癌症。）

      今年冬天，我来到著名的铁西区，那里有中国标志性的第一个工人新村——一个社会性质的工厂园区，工人就住在里面，几乎所有的老式烟囱和工人住房都已经被拆掉。只有一座两层砖结构房屋还站立在北十一街和皇寺大街的交叉路口。53岁的李良盛坐在人行道的一个小凳子上，旁边的小箱子里摆着他向路人出售的商品：5元一个旧明信片、15元一本“朝鲜歌曲”小册子、30元一本破旧的毛主席红宝书、30元一个翡翠十字架。他用十字架在地面上划来划去，然后递给我观察，“没有划痕”，这是为了证明这是真的翡翠。

      李身材魁梧，有宽宽的肩膀，他曾经有一份在沈阳最好的工作。他在一家国有农具场工作了二十年，直到十年前下岗。从那以后他没有再外出工作，似乎以后也不会了。像他这样很多的“失落一代”——这个名称来源于他们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教育，下岗人员很难再找到新工作。他的公寓被拆除之后，政府按照每平米的价格计算了补偿款，但是远远不够某买一套新住房。于是李和他的妻子只好搬进27岁的儿子给他们租下的一套狭窄的公寓。

      为了打发时间，他回到了以前居住的地方，其它下岗工人也都来到这里，大家分享各自的故事，出售小玩意挣一点钱。李指着身后说：“人们还都住在这里。”老旧的砖楼也要被拆掉了，但还有一些窗户冒出炊烟。一个老人站在阳台上摆弄家具，另一个人走过瓦砾堆，消失在腐烂门框下的门洞。一盏灯在门洞里若隐若现。那些没有家人可以依靠的人，都在这里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

      沈阳的现代历史起始于暴力和欺骗。1931年，日本军队工程人员炸毁了城外一段铁道，诬陷此事件是本地人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入侵并占领了东北地区。日本人在距原满洲里皇宫较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市中心，用一条宽阔的环形路围绕起来，8条马路从中心延伸出去。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环路中心的一座尖塔被推倒，换成了巨型毛主席雕像——据说是中国体积最大的雕像之一。

      今天，从街对面的辽宁饭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的雕像。这是一家古老、奢华的酒店，有旋转楼梯、抹灰天花板、顶棚高高的宴会厅和黄铜把手的旋转门。这家酒店是日本人在1927年修建的，其品味和苏联人如出一辙——既奢华又实用。周末，这里的宴会厅一般用来举办这个城市里开宝马汽车那些精英们子女的婚礼。

      在旧城区的格局上，共产党并没有打乱日本规划者的设计，而是在其基础上施建。他们同时沿袭了殖民地时期满洲里的重工业基础。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中国工业革命是共产党爱国主义教育和标榜国家进步的重要话题，但是其早期的火花却是在日本占领这个地区，野蛮掠夺资源以加速其自身现代化发展的时候，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的。例如，中国最大的铁矿之一鞍山铁矿，位于沈阳以南，最早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发出来的。其后身鞍山钢铁集团，现在依然是中国第二大钢铁制造商。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3年成立了沈阳航空公司，之后还有沈阳机车有限公司、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等等。

      “这里早先就像底特律一样，后来政府把事情搞糟了，现在又在尝试挽回。”

      这是一位美国波音公司的质控工程师给出的评论，他在去年从西雅图来到沈阳，他的工作是“确保流水线上下来的所有东西都没问题”。我们一起在宜家的餐厅中吃午饭——现在你知道，沈阳也有宜家了。商场外面的广告牌上写着：“梦无限、家亦无限”。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济恢复期之后，这座城市已经重新焕发出重工业的活力：沈阳在与各类外国大公司的合作下，生产大型飞机和汽车。2005年，波音与新沈阳航空公司签订了一项金额高达6亿美元的合同，委托其制造飞机部件，包括波音787 Dreamliner的部件。去年，宝马公司宣布，将在沈阳投资14.2亿美元建立第二家工厂，组装专供中国快速增长的内地市场的豪华汽车——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国。宝马2011年在中国卖出233630辆汽车，比上一年增长了37.7％。其在沈阳的两家工厂——其中一家位于铁西区——的年产量将达到40万辆汽车。米其林在沈阳投资15亿美元的轮胎厂将在今年夏天开始生产，年产量超过1000万条轮胎。

      沈阳那些标志性的烟囱大都已经转移到了郊区，市内的街道被重新铺过，家乐福超市的对面是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馆。正在为2013年全运会修建新的体育馆，一切看起来都变样了。但是铁和煤依然埋在那里，研究机构和技术高校逐渐在那里聚集，其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收入在国际上都颇具竞争力。如果你觉得宝马象征着新中国的梦想，就像毛象征中国旧社会的梦想一样，那么沈阳依然是编织中国梦想的始发地。

      来到中国的游客经常迷恋于其飞快的发展速度，但是我从中国人那里听到更多的是城市没有变化的地方。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原则是，你所能看到的东西都在快速变化——建筑物、时尚服装、餐厅，你看不到的东西都不会发生变化——文化、政策、社交网络。《中国经济观察报》的摄影记者罗健从北京回到了沈阳老家，她说的一番话颇能代表中国的很多老城市：“城市就像手机一样，外壳磨损了就换一个，但其内在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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