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６］

　　短短的一年，母亲一下子变老了。不到五十岁的人，头发花白，额头上生出了皱纹，面容也变黑了。主要是由于精神上的折磨，是无日无夜的。群专组长阿汤强行霸占一间住房之后，总爬在我家门口听声，想抓住什么把柄，将我家尽早赶将出去。阿汤无数次逼母亲把房证换成他的名字，母亲就是不做声。阿汤声称母亲十六岁所工作的和龙煤矿与特务有关系，母亲坚决否认。日本控制整个东北，怎么会把特务组织发展到偏远山区一个小煤矿？采煤的矿工连自由都没有，真是笑话。阿汤与委主任因为争夺我家的住房，产生了矛盾。委主任的极端自利我们早就领教过，知道她家是什么样人。委主任的丈夫是伪满大学毕业，委主任念过国高，都是有钱人家。积极靠近组织，每次运动都是紧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丈夫入了党，曾因奸淫十八岁女办事员，党内受过处分。反右时很积极，升的很快。文革期间也是市政府的红人，主管政工，没少抄家整人。我于姨说那个人最坏，道德品质最差。婆娘当上了委主任，走道仰脸朝天，成为一方革命领导人。
　　文革刚起，原来整齐的人行道方砖就被她家揭走了，铺在自家院子里。她家的院子本来是公用的，硬行霸占，将大院一分为二。平日里与邻里争斗很凶，一点小事也得大闹一顿。泼妇骂街，根本就不像有文化的人，就是个骄横的大小姐脾气。非常势利，而且瞧不起所有的邻居。只因为女儿嫁给了个公安，派出所指定她为委主任，就称霸一方。我家所有往来信件邮递员都送到她家，将信拆开先行检查，然后再给我们家。姐姐与哥哥下乡了，母亲尽可能好好的为她们安排。委主任的儿子没有下乡，娶了位北京高干的女儿，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全家当祖宗一样的贡着，也不知道四人帮垮台之后，那门亲戚怎么样了？
　　母亲总担心我们受影响，总嘱咐我们要忠于毛主席，走毛主席的革命道路，不要受家庭影响。母亲是担心我们出现逆反心理，而这是难以避免的。每当兄弟因为此事在外面受到欺负，我就遏制不住心中的愤怒，不顾一切的大打出手。四弟更是如此，拧了根七节鞭，敢下毒手。这么一来，小孩们反而有些畏惧，不敢明目张胆的欺负我们了。只有老于家的大小子，曾在杂技团练过一年。我们兄弟五个一起上，他也是招架不住。我们学会了以轻蔑的口气称呼他们老于猴、老沙猴、老翟猴、大包牙、阿汤等，进而以开玩笑的口吻隐晦的称呼阿邓、阿刘、阿彪、阿毛、阿周等，以［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对照毛思想，就连李逵都是小牢子，也就是伪警察。而伪警察也算是阶级敌人，毛思想是大有问题。也曾开玩笑的张罗发动宫廷政变，控制住毛思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将其做傀儡……。我们的思想开始转变了，是不知不觉的转变，自己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在那个时代，保持人性并不容易。罗瑞卿等如同狗一样的被主子抛弃了，唯有一死。而我们的人格正在走向独立，这正是母亲最为担心之事。我们觉得母亲过于胆小，我们并不那么畏惧。即便下乡也没啥了不得，我是能养活全家的。过去所读的杂书起到了作用，仅［水浒传］当时我就读过七遍，有些事能够看的开。原始的正义感在我们的胸中涌动，对于当前社会有个明白的看法。并不为父母感到羞辱，是这个社会有问题。好人受难，坏人当道。父母从未给我们灌输伪思想、伪道德、伪理论、伪真理，所以我们仍旧是实话实说。毛思想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在说假话，说假话代表思想进步，说真话代表思想落后。
　　父亲的突然回来，令阿汤有些失望。于是求助于派出所，想办法早日将我家驱逐下乡。可是父亲的病情很重，派出所也是爱莫能助。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７日，是我下乡的日子。母亲拿出所有的钱，为我买了件新衣服，哥哥送我上的汽车。我们这些孩子如今成为知识青年，如同离巢的燕，离穴的兽，已经长大了。从此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与父母也产生了代沟。在农村的五年，是我走向成熟的五年。我不再赞成父母的生活态度，谁若是打我左脸，我会毫不留情的回敬，而且更狠一些。我公开对父亲表示；‘谁若是把我打成右派，我肯定拉他垫背。’父亲认为那样做不对，被狗咬了，不能像狗一样也对着咬，那不也成了狗了么？我认为棍棒是必须使用的，主要是为了自卫。我这种亡命徒心理很管用，在农村的五年，没人敢于公开利用我的家庭问题来整我，知道我的反应必将更加强烈。
　　母亲认为吃亏就是占便宜，总在吃亏。可是我却不认可这样，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尺。若是占我便宜，我会毫不迟疑的指出，直来直去。我的豪爽得到了农村人的认可，人缘是户里最好的一个。我不认为母亲有些事情做的对，过于软弱。我是不受那些窝囊气的，天塌下来有地接着，没啥了不得的。人大不了一死，我的命并不值钱，就是一条贱命。当我写信告诉家里这儿风景好，父亲回信表示；如果下乡尽可能争取到我们那里。城市以各种方式精简人口，黑五类是躲不过去的。父亲给戴了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说他骂林彪像个小丑，江青像个武则天。即便林彪、四人帮垮台，父亲也否认曾那么说过，主要是不敢。
　　我与父亲也产生了矛盾，主要是在人生态度上。父亲认为我比他还犟，早晚得吃大亏，而我并不准备改正。有一次争论进化论，我认为人不可能是猴子变的，人有灵魂，而猴子没灵魂。我说话的霸气使得父亲很生气，斥责我道；‘全国人都不知道，就你一个人知道！’我脱口而出；‘中国人都笨。’这句话被父亲批判多次，认为我过于狂妄。在毛思想的统帅下，中国人都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怎么能不笨？这些话也就是在家里说说，在外人面前是不能够说的。父母的担心我是明白的，可是人只能活一次，我不想委屈自己，连句真话都不敢说。
　　抽回城之后，赶上天安门广场事件。我当即认为；这是人民真正的反应，毛思想的铁笼，已被投枪穿了个洞，外面的阳光正在射进来。周恩来去世，我写了一篇悼念诗词。父亲认为还不知道周恩来是好伙还是坏伙的,让我谨慎从事。我也没打算投稿，只不过写在日记上，除非再次抄家。我不认为自己有错。批周公也罢，批水浒也罢，我都认为是一场闹剧。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是大不相同的，学会了独立思考。上一代人已经服从了毛思想，不管是被迫的还是志愿的，已经难以从毛思想的铁笼中走出来，而我们这一代人则不一样。我们通过生活实践，不再相信那些假话，伪君子政治。领导干部的子女到农村镀镀金，都率先回城了，这就是现实生活。我并没有觉得糟罪，在城里每月生活费六元，一年七十二元。而知青一年生活费是加倍的，每名知青的安置费为五百二十元，是我八年的生活费。每当在户里吃肉与细粮，就会不由自主的感到惭愧；‘家里父母才能吃上什么？’我们弟兄都有同样的感觉，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们成熟的比其他知青早的多。
　　我没有社会等级制观念，因为家庭处于黑五类，能与农村人平等就很满足了。知青们总瞧不起农村人，自觉高人一等。我的平等态度很受农民欢迎，至今也是同样，他们认为我与其他城里人不一样。人是没有高低贵贱的，人品却有高低贵贱。当官越做越大，人味越来越少时，我只是瞧不起，毫无羡慕之心。我知道自己心中充满了罪恶,所以公开宣称自己是全世界最坏之人,集所有大奸大恶于一身。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注意到我的优点，认为我是难得的好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个颠倒的社会，一切事物都得颠倒着看。毛思想是个迷阵，是个将所有思想颠覆的迷阵，而我只在乎原始的正义。我向来直言不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说真话。人们视为思想落后或是思想反动我也不在乎，只是实话实说，没那么多的顾忌。
　　我的胆大妄为，想到就做，让父母大为担忧。总怕我惹出大祸，总是对我严加管束，而我不服从这种管束。一晃过了四十年，我仍旧保持原始的正义，无论在街道还是在单位，都是惹麻烦的主。曾惹得派出所多次来抓我，就因为仗义执言，多管闲事。在单位反腐败父母压根就不知道，我闹得局里都抵挡不住。最后还是当权者向我低头，才算是放了一马。即便到了社会上，也多次与工商、税务、质检、公安、司法等权力部门针锋相对，每次都是对方亏理而退。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我是分的明明白白的。正气绝不能让邪气给压住，我宁可把天捅个窟窿，只要别惹我。
　　所有自私的人命都比我的值钱，没人愿意与亡命之徒叫板，包括黑社会。我的肆无忌惮居然没出啥事，至今未遇牢狱之灾，也没被打成黑五类，或是遭到黑社会的报复。世道真的变了，毛思想并没有变。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屈服于毛思想，例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梳小平头与戴眼镜的坏人。中国的坏人越来越多，如今在网上形成了坏人世界。与海外五十多亿坏人勾结在一起，与毛思想作对。坚持毛思想的黑友们叫嚣要杀汉奸，杀所有不服从毛思想的坏人，起码得杀五十亿之上。以毛思想统帅全球路途遥远，恐怕黑友们永远也盼不到那一天。
　　我从父母的思想中走出，从毛思想中走出，从中国这个社会走出，从所有主流思想里走出。生活是美好的，不能人为的让其变得丑陋。当权贵们把金钱带走，将污染与贫穷愚昧留给广大人民群众时，我出于原始的正义，发出自己的怒吼。这里面包含着祖一代，父一代，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的正义声音；‘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是哪一个党派团体的，更不是极少数权贵的。将权力还给人民，这就是炎黄子孙所发出的原始正义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