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１］

　　人的大脑如同一个无比巨大的储备库，将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装了进去。清晨二三点钟我已经醒了，之后就是假寐。记忆的碎片不由自主的浮动出来，很散乱，毫无规律性，却非常的清晰，如同昨天一样的新鲜，就是生活的录像。其实每天人的脑细胞生生死死上百万，我的脑细胞生生死死了多少茬了？它们居然将所有记忆传承了下来，怎么做到的？人脑如同个小宇宙，浩瀚无际。脑细胞就如同星辰一样，常生常化，有其星云魂魄。对于脑细胞上的生命而言，人类也是永生的，储存的记忆应该也是小宇间天地浩然之正气。
　　我想起了一张鞋票，那是在１９６０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班里五十四名同学，教室都坐的满满的。学校分给我们班一张鞋票，当时是非常寒冷的冬天。无论买什么都得凭票，包括鞋子。物资极缺，据说是苏修趁中国发生自然灾害之机进行逼债，是抗美援朝时欠下的债。革命导师斯大林活着时，曾表示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不必还了，赫鲁晓夫可不行。人们把赫秃子恨的要命，整天大骂不已。广播电台里的评论我有些听不明白，当时只有八周岁。
　　由于生日在招生之后，所以我是八岁上学，比班里大多数同学大一岁。一年级课程已经跟哥哥学完了，所以学习成绩优秀。女老师姓周，叫周士光，当年十九岁，长的很漂亮。周老师看了一下学生脚上穿的棉鞋，就把鞋票给了我。其实女同学李瑞花穿的是草编鞋，黄色草绳所编，鞋票应当给李瑞花。按说这是件好事，却把母亲给难住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单位精简下来，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收入。姐姐十一岁，哥哥九岁，我八岁，三弟七岁，四弟五岁，五弟酉年出生，就是父亲当右派那一年，起名叫酉。三个孩子的学费问题母亲就够愁的了，母亲是很看重我们这些孩子的自尊心的，所以没有向学校请求免费。学费并不贵，只有三元五。可是绝大多数家庭交不起，我家更是如此。父亲劳动改造期间，组织上只发给他个人生活费，右派家属死活是无人过问的。母亲常常哀叹；‘改造谁呢？是改造我们娘们呢。’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母亲患上了肝炎、肾炎、浮肿、甲状腺机能亢进、贫血、美尼尔综合症、腰腿疼痛、神精衰弱等疾病。若不为了六个未成年的孩子，我想普通妇女是没有勇气坚持下去的。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母亲强迫自己出去，乘六路有轨电车到终点绿园菜社，买了十斤大葱，每斤一角。回来在贵阳街卖每斤二角，挣了一元钱。
　　有了生活出路，母亲来了劲。第二天挣扎着上了二十斤大葱，挣了二元钱。那时候正式职工每月开三四十元钱，只有双职工生活才宽裕些。母亲靠做小买卖养活六个孩子，是没能力买新鞋的。我们所穿的鞋子都是亲朋好友淘汰下的旧鞋，补补对付穿。老师的好心让母亲很为难，却得对老师有所交待。过了两个月之后，母亲才勉强为我买了新棉鞋，冬天已经基本上过去了。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小贩们最怕的就是工商人员，听说工商一来，发疯般的收摊子逃走，躲藏在小胡同里。我也随着母亲奔跑，心里怕的很，是无名的恐惧。我探出小脑袋，看到的是个精瘦、鹰眼一般的中年男人，满脸凶气，大概是职业病，对于小贩而言他们就代表着国家权力。
　　工商与打击投机捣把办公室是同一个单位，是禁止投机捣把的，是资本主义。抓住就将秤杆子折断，那可是十几元的血汗钱，小贩们心痛得直哭。工商人员的心如同铁石一般，他们早已习惯成自然。母亲的秤砣被抢了去，母亲哭着哀告，工商人员不为之所动，将秤砣没收了。孩子们都在挨饿，母亲熬了一锅土豆玉米碴子粥，拿外面去卖。被工商没收了，连摊子都抢了去，母亲一直跟到工商所。工商所里堆满了没收的货物，工商人员是不须花钱买东西的。母亲怎么央求也没用，权力的傲慢与蛮横对资本主义道路是毫不留情的，饿死也不能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母亲实在没办法，央求将土豆粥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总算恩准了。估计是他们懒得出去倒，母亲把粥兜在油布里，拿了回来。我们美美的吃了一顿，母亲愁得哭了半夜。
　　最大的损失是被工商没收了三十元钱，是母亲花利钱从老杨太太手里借出来的。炸大果子与炸丸子是需要买白面与豆油的，没想到被工商全部没收，那可是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市场忽然开放了，允许做小买卖，只要交税。据说是刘少奇的主意。当时每只鸡三四十元，粮票二三元一斤，物资极缺。我亲眼看到一位来自农村的老太太，坐在大街上高喊；‘饿死啦，饿死啦！’倒地而死。人们议论大概是进城投靠儿子，儿媳妇不留，贫困家庭百事哀。自由市场是有指定地点的，就是长江路。距离我家四里路，母亲费力的挎着满满一篮高粱米面炸的丸子，每天我帮着抬到学校附近。母亲一让我离开，我就如同遇到大赦般的飞快离去，也是累的。剩下的一二里路是母亲自己挣扎着走到长江路，一路上得休息多次。每当回想起此事，我就觉得对不起母亲。当时年岁小，不懂事。其实我是可以帮母亲拎到长江路的，然后再回来上学。后悔也是没用，只能尽可能少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父亲虽然当了右派，还有小知识分子的清高，觉得母亲做小买卖自己在同事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来。其实大可不必，没人将父亲再视为同事，已经是右派分子了。由于父亲主持会议，动员人们大鸣大放，没机会提意见，母亲认为父亲本可以不被打成右派。反右期间，有与父亲关系好的偷偷的来到我家，动员我父亲道；‘老李，你必须发言。反右运动是上面定的调子，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听说右派是有一定名额的，只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咱们才能避免当右派。这是政治运动，得为这帮孩子考虑考虑。’
　　父亲回答道；‘我没脸发言，昨天我还一个劲动员人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今天掉过头来就抓人右派，也太卑鄙了，我做不出来。’
　　同事道；‘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老李你的思想得跟上形势，右派就是赫鲁晓夫，就是人民的敌人，你得想清楚些。’
　　我父亲道；‘大家说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哪有反党的言论？若是必须牺牲几个人当右派，我争取当上。我这半辈子没说过假话，都是凭良心说话做事。咱们局里根本就没什么右派，我还是不想发什么言，没法解释。’
　　同事走了之后，母亲哀求父亲道；‘为了六个孩子，你就在会上说几句吧，总得表表态。’
　　父亲道；‘这是做人的原则，你们女人不懂。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哪个同事被打成右派也不好，全家都遭难。’
　　重点批判的那位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痛改前非，得到了同事们的原谅。这个右派名额就落到了我父亲头上，罪名为；‘大鸣大放期间煽风点火，反右期间一言不发，消极对抗。’动员提意见本来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怎么成了煽风点火？父亲回敬大字报，同事们对他的反扑行为同仇敌忾，在华局长的统一指挥下打起了人民战争，指向我父亲的大字报排山倒海。历史问题也被端了出来，有反苏行为。苏联红军在长春八个月，进长春的当夜，就把女医护人员都强奸、轮奸了，此后长春妇女都跑毛子，在火车上苏军就公开轮奸中国妇女。成车皮的机械设备源源不断的运回苏联，什么都要。公开抢掠，酗酒行凶。我父亲为此写出大字报张贴于长春日报，［向世界控诉］。父亲用的是笔名，苏军是抓不到的。向组织交心时自己交待的，华局长表示理解，华局长也出身于印刷工。曹副局长是老革命，革命女干部，在延安时落下了毛病，不能生育。曹副局长对我父亲很好，华局长有些嫉妒。华局长小有文才，而我父亲是文联成员，工人作家。曾有专访报导发表于东北日报，华局长心里并不舒服。没有运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来了运动就成了斗鸡，是你死我活的。曹副局长到朝鲜随团访问，没有在局里，我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
　　往昔的同事们落井下石，又盯上了我家的住房。来了几个人动员我家搬家，安排一间小屋，勉强够睡下的。母亲拒绝了，又动员母亲带着孩子下乡到新立城水库，父亲劳动改造的工地安家落户。父亲是没意见的，那儿风景好，可以做陶渊明。母亲不答应，风景好不能当饭吃。到了那儿连小买卖都做不成了，这帮孩子谁养活？由于母亲的坚持，全家才继续留在城里，当时是大量精简城市人口的。那是个饥饿的年代，我们曾一天没吃上饭，连一点粮食都没有。姐姐哭着找到母亲，母亲跟熟人借钱买了一饭盒大米饭，回家时已是黑天，我们饿的都睡了过去。母亲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如同喂小鸟一样的每人一口，很快的就喂光了。母亲自己也是饿了一天，也许不止一天。真逼得人发疯，什么吃的都没有，连榆树钱、榆树皮都剥光了。排豆腐渣的人能有三四百，只有三四十人能买到。
　　做小买卖时，我们这些孩子排队买酥饼，是限量，每个酥饼挣一角钱。有的人饿的发疯，抢了酥饼一面逃走一面吃，追上了也没有用。贫而无耻是普遍存在的，也无人笑话。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省委书记吴德，副书记赵林，上面各特批三十万元巨款给领导盖小楼。邻居白伯伯在市设计院，是工程师。白伯母能听到那些消息，只能私下里与我母亲说。赵林是老革命，吴德只不过是毛主席的警卫员。由吴德当吉林省第一书记，赵林是很不服的。此次建小楼，下面人故意在吴德的小楼上多用了五千元，以示差别。赵林不好说什么，赵林夫人在省里好一顿大闹。后来花了二千元，建了一座带暖气设备的鸡舍，才算完事。据说吴德每日一只鸡，只喝鸡汤，不吃鸡肉。在全国人民大饥饿的年代里，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事，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与人民大众同甘共苦？可见上面说的与做的完全是两码事，以后的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