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相可诛杀二千石论国政

　　汉代年俸万石的只有三公，‘太师，官名。太，亦作大。西周置,为辅弼国君之臣,历代相因,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多为大官的加衔,无实际的职权。后又指太子太师,即辅导太子之官。’‘汉官秩以万石为最高，中二千石次之，真二千石再次，后一级就是二千石，其下有比二千石。’‘二千石者，（月各）百二十斛。’
　　一石粮约合现在的三百斤皮粮，价值三百元左右，太平年间一石粮价值一两白银。第一位汉相是萧何，就是政府首脑，负责处理中央政府国之大事，权力大的很，可诛杀二千石。所有政府官吏均有权进行任免调换，皇帝不可干予，只有监察御史与言官们首相无权设置，三权分立。皇帝相当于军委主席，兵权在手。虚君以待，垂拱而天下治。这就是帝王专制，帝王之家是化家为国，所以家事就是国事，实行阳光政策，没有国家机密。
　　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尚书就是主书，六部尚书属于文职官员，首相有权任免，以保持中央政府的高效运行。先秦时期是民主社会，秦朝之后是专制社会，二者只可任选其一。监察官员与言官负责监督帝王将相，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不作为的是失职，不称职，没有起到监察之责，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直谏是受到鼓励的，万万不可趋炎附势，声名俱损，遗臭千古，令子孙后代蒙羞。
　　‘萧规曹随’，继任首相曹参只管喝酒，百事不理，一切按萧相制订的规矩办，国家长治久安，太平无事。上下左右权力相互监督，相互牵制，无人敢于以身试法。最下层官吏为九品，年俸三十石，约合现在的九千元。七品县官五十石，是基层官吏。郡县治则天下治，所以谨慎选择郡官与县官，是首相的主要责任。通常一万户为一县，约三五万人口。实行地方自治，各随其俗，只要不违背汉法就可以了。中央政府必须臂使如意，通过驿站，可八百里急报，任免地方官吏，朝令夕至。
　　言官可以风闻奏事，及时反映民意。各级政府衙门均设有登闻鼓，一击鼓就必须升堂审理，审理不公可向更高一层进行上访。县官审案必须公开，百姓随便观看，进行品头论足。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相结合，以民为本，政府正也。
　　此后的改朝换代，均是凭借武力，帝王就是军头，军委主席。文职与武职分开，人臣无私交。私下结交的会受到弹劾，予以惩办，防止结党营私，尾大不掉。军队直接服从帝王，起到了监督挟制首相以及文武百官的作用。以文官挟制武官，武官平时并不带兵，受命出征时，才有临时将兵之权，回来之后兵权必须立刻交回，以兵符作为调兵遣将的命令。百代皆秦政，权力高度集中。
　　新中国建立之后，首相是周恩来。可是周首相不但没有任免政府各级官吏的实权，甚至连任免低于九品的科处级权力也没有，一切权力均归军委主席毛领袖，就出了亩产万斤粮，乃至十三万斤粮的神话，作弊的均低于九品官。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非驴非马，没人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一晃就是六十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温相仍旧是有职无权，就连处治下面一个局处级官员的权力都没有，腐败现象泛滥成灾。把责任推到温相身上是不对的，这是毛领袖打下的底，是斯大林模式。帝王专制时代，首相有权变法，颁布实施新法，不需要吹风，不需要民主决定，首相一人就可以说了算，例如宋相王安石，明相张居正。温相的民主吹风，本身就很不正常，没必要，实行就可以了，如果真的有权的话。总感觉中宣部与组织部等，权力更大，政治不透明，无人知道究竟权力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人人负责，又人人不负责，相互掣肘，效率之低下，可谓古今中外之最。官僚机构之庞大，可谓历史之最。
　　从汉相可诛杀二千石论国政，如今很难说是专制。只能说是不伦不类，啥也不是，稀里糊涂。还不如曹丞相的军政府，曹操作为军头，治理的还不错，贪官一经发现就掉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