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的苏俄化

　　长春是１９４８年解放的，在困长春期间，我父母分别考进了国军部队医院，没有饿死，活了下来，算是一般历史问题。‘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共产党就是会多，天天不断的开会，宣传灌输新思想，新道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幅标语满街都是，直到１９５８年之后才渐渐看不到了。我记事很早，应该是三岁左右。家里亲朋好友总是不断，主要是我家房子大，交通方便，父母很好客。母亲有五个叔叔，三个姑姑，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姨舅很多。在我家里长住的是三房的大姨，领着小女儿黑丫。大姨是位新女性，喜欢唱歌跳舞，三十岁出头，长的漂亮。因为是包办婚姻，正在与丈夫闹离婚，家里扔下了两个孩子。这是新社会了，大姨与一位进城部队干部好上了，就怀上了黑丫。似乎那位家里有妻子，大姨就成了单身女人。
　　大姨条件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离婚的妇女特别多，都争抢着嫁给进城干部。母亲的好朋友翟兰是位绝色美人，国高毕业。男友在八路军第一次进长春时参加了革命，分别时两人山盟海誓，非子不娶，非君不嫁。翟兰在部队医院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其实就是走个形式，为了吃饭。由于有文化，男友入了党，提了干，再相见时情况就复杂了。在选择跟党走还是要爱情上，男友选择了前者。翟兰一直等着男友，拒绝了无数的追求者，早已成为老姑娘。后来嫁给了王大夫，曾经是国军部队的军医，死了老婆。
　　大舅、小老舅带着三岁的女儿和平来了，与我同岁。小老舅对我说；‘好好玩，别打妹妹。’可是和平却打了我，我委屈的哭了起来。当大人们听到我哭着说；‘我不打她她打我。’都笑了起来，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黑丫跟大姨要‘卜拉几’，是苏联式裙子，被大姨给骂哭了。时髦女郎们都穿上‘卜拉几’，以结交苏联专家为荣，正在全面苏俄化。流行说俄语，跳俄罗斯舞，唱苏联歌曲，所有文化宣传都苏联化了。满大街悬挂着巨幅斯大林像，右下角是毛主席，画像小了些。大姨总说父亲是旧思想、旧脑筋，苏联老大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怎么就成了殖民地了？对于外蒙古独立等等，父亲都是老脑筋，坚持中国的版图是秋海棠叶，而非公鸡形。展开了向党交心活动，在九航校的老叔打来了电话；‘二哥，你在长春日报张贴反苏大字报那件事我跟组织上说了，你也快主动跟组织上交心吧。’父亲当时正在犹豫不决，接到电话之后，只好与华局长交待了。
　　华局长也是出身印刷工人，对父亲的写文章出名有些嫉妒。当父亲提及当年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抢走长春全部财物时，激于义愤，他曾大书《向世界控诉》大字报，进行强烈抨击，用的是化名。华局长态度很好，表示理解。提醒父亲不要乱说话，别与重庆反苏大游行扯在一起，那些臭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那是一次抗议《雅尔塔协议》的反苏大游行，是文化界组织的，重庆当时是陪都。五十年代初进行了抓捕，反苏的都受到了惩处。
　　镇反运动开始了，原国军连级以上的都必须主动报到，接受审查。没想到一去不复返，胜利公园后面大剧场变成审判会场，每天都枪毙不少。文忠俊当年十四岁，持刀前去劫法场，想救出他父亲。当然遭到专政，只不过是书包里的一把小刀而已。念其岁数小，关了一阵子放了出来，就成了孤儿。文家是书香门第，文忠俊会篆刻，毛笔字写的好，还会绘画，诗词歌赋都有些功底。十六岁那年冒充十八岁，伪造了组织证明等等，就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了革命干部。那时候是论分，没有工资。定级别之前，文忠俊故伎重演，想多评上两级，就露了马脚，被判入狱。父亲还挺佩服文忠俊，聪明胆大，棋下的也好。文忠俊出狱之后，在二商店对面大经路口开了家画店，父亲让哥哥跟着学画画。
　　每当过节，父亲就讲述屈原、岳飞、文天祥、初夜权、摔头胎、八月十五杀鞑子、史可法等。我们从小就有了民族意识，是很不正常的。当时与苏联没有明确划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每个公共场所都挂着巨幅国际形势，苏联与中国颜色最红。姐姐上小学就开始学俄语，社会全盘走向苏联化。长春的苏联人很多，都很粗壮，吃住的很好。母亲常常叹道；‘岩越长越丑了。’小时候我是特别招人喜爱的，邻居姑娘天天过来争抢，把我抱到她家去。路过大经路旧处，母亲想带我上去见见那些喜欢我的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衣着褴缕，摇了摇头算了，不好意思。
　　基督教会财产都被没收，只有空荡荡的五马路教堂了。去做礼拜的不到二十人，苏牧师当年三四十岁，是女性，弹脚踏琴。杨姨正在与看门的张牧师相处，张牧师是位文化人，戴副眼镜，月工资三十二元，是位中年人。为人豪爽，有股子知识分子的傲气，杨姨对他很佩服，人情特别好，会多国语言文字。杨姨曾是基督徒，同时又与老刘交往，认为老刘很小气，跟张牧师没法比。在杨姨拒绝张牧师时，张牧师的愤愤不平是非常明显的。猛然劈折了挺多后院精心栽培的玫瑰花，将其塞给我，说是我母亲曾要做玫瑰酱。回到家里，母亲很吃惊。此前连一朵花张牧师也不许摘的，这是怎么了？张牧师是个大知识分子，电影、小说上总把教会与美国特务搅在一起，张牧师并不像个特务。
　　据说《护国寺》隐藏了许多历史反革命，挖出了不少。和尚大多被视为国民党地下特务，人们都是避之不及的。军人都戴个船型帽，是苏军装备。有一位青年校官，穿的黄呢大衣，高桶皮靴，在二商店人们跟着看，感到很羡慕。苏联被形容成人间天堂，人民过的很幸福。父亲开玩笑般的称其为‘胡人’，大姨很严肃的进行了批评，在家里也是不能乱说的。我们与父母都住在小屋里，大屋我们很少去，就在小屋玩，满墙乱写乱画。有煤气、自来水、室内厕所，条件很好。父亲评了十八级，每月开八十四元工资，算是科级，在市公用局上班。因为排戏，有个同志将炮弹弄炸了，死了三个人，伤了多人，父亲腿上也进了弹片。母亲求铁路医院的老同学为父亲做的手术，单位不管，连工资都停发了。那段日子过的挺艰难，卖光了家当，总算是熬过去了。
　　五七年反右，不少同志来家中劝我父亲顺应形势，发言批判右派，也就是参与整人。我父亲表示；‘我没那个脸，昨天还动员人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掉过屁股就整人家，我做不出来。’父亲掌握会场，其实自己并没有给党提意见。没过几日，形势大变。华局长安排人将矛头对准我父亲，张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主要就是历史上反苏，大鸣大放时煽风点火。父亲不服，写大字报回击。母亲劝父亲道；‘多为这帮孩子想一想，低低头吧，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性格倔强，绝不低头，认为自己没啥错，是组织上安排动员的。结果被打成三类右派，是打扫战场的成果，成为了人民的敌人。五弟生下来了，父亲起名为‘酉’，就是纪念酉年被打成右派。老叔与老婶先前表示五弟的奶粉他们负责，后来老叔表示组织上让他与二哥划清界限，留下了十元钱，以后不能再来了。父亲看书看呆了，学屈原，学岳飞，结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饱尝磨难。
　　右派改正之后，父亲的所在单位热力公司王经理，正是当年整我父亲的急先锋，当年不过是个小办事员，月工资十九元。紧跟形势有好处，王经理家有三套住房，还要接着分，而我父亲无份。届时我们都已成家，住房异常紧张，父母在外面找房住，让给子女们。母亲到局里哭闹了一顿，局领导态度生硬。后来总算是分给了一套，父母与五弟搬了进去。
　　中苏论战之后，关系就越来越坏了。可是斯大林还是革命导师，是不容否定的。一晃就是六十余年，斯大林模式基本没啥变化，就是干部数量比六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以上，更没人管事了。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国内主流总认为很可惜，成为新的革命中心，领导世界革命，让全世界都进入苏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