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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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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花甲话人生[78]
稗子六队有几位老姑娘,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并不是嫁不出去,半山区女性紧缺,而是她们过于挑剔,高不成,低不就。过去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大事由父母作主。可是新社会完全不同,《小二黑结婚》就是个例子。姑娘们都接受过新文化教育,自然要追求婚姻自主。王振芳的大女儿王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个,是高中毕业,回乡知青。对于回乡知青毛领袖可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本来就是农业户,哪来的回哪去,于是这些回乡知青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没上一年就把在校所学完全抛在脑后,再学的好也没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不无道理。虽说人大应该立法禁止自由思维,听从组织决定,可是回乡女知青们仍旧是放不下身架,思想不纯,不愿意嫁给贫下中农。这是个问题,思想改造并不那么容易,得下大工夫。安大晃虽说整日里晃荡,身为副队长自然是脱产干部,还是很关心大龄女青年的婚姻大事的。连襟前来串门,酒后一顿山吹海哨,安大晃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份量了。委托连襟协助解决大龄女青年婚姻问题,连襟得此重托自然心下欢喜,光棍汉在他手里能排成一个连队。大包大揽的负责给六队所有大龄女青年介绍对象,为人民服务。按说这是件好事,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安大晃明白这些高中回乡女知青们的心理,随口说道;‘她们是想找个工人。’连襟听了回答道;‘哪个不是公人?不是公人找她们哪些母人干啥?’
我去的早,见老姑娘齐忠琴正在与王玉兰咬耳朵,就知道肯定有事。不大会儿安大晃进了屋,笑着对两人说道;‘我连襟说想给你们介绍对象呢,啥样条件的都有,随便挑。’王玉兰冷着脸回答道;‘谁用他给介绍?我们都想去你家打他嘴巴子呢,啥公人母人的?’安大晃一听这话知道坏了事,肯定隔墙有耳。反复解释连襟没那么说,要是连襟那么说话,用不着她们去打嘴巴子,自己就得打他嘴巴子。百句话不一定交下个人,一句话就能把人给得罪了。王玉兰确实希望能嫁给个工人,哪个姑娘不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心强命不强。王玉兰是家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兄。王大亮二十岁了,以前学习挺好,憋着个劲要挣扎出这个小山沟。二弟王大春学习也挺好,正在胡家念高中。王大亮没等毕业眼睛就不行了,是患上了白内障。虽说看东西模糊,还能分出人物,王玉兰对这个弟弟很是关爱。王家一代垦荒者很会盘算,岭东一带的地大多是他们家的。王振兴、王振芳属于第二代,土改时都是三四十岁,成为土改贫农团骨干力量。王家第三代人已是出生,二代有几个女儿,家庭人口很多。把耕地一平均,就定了个贫农,是不幸中的万幸。岭东薛家刚历两代,耕地虽说比王家少得多,却定为中农成份。七队垦荒最多的应该是屈家,已历三代,所以也弄了个中农。七队那位地主其实远远赶不上王家、屈家耕地多,可是人口单薄,仅历两代,就够了线,财富成为罪恶。人们不管其冤不冤,来了运动照样进行批斗,成为活靶子。当地管跳蚤叫做‘革子’,就管老地主称为‘老革子’。一晃地主的儿子也进入婚龄了,把管咋样也得把房子给准备下了。别看是地主,在村里人缘可是数一数二,哪个人也不得罪。七队的政治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这位可是革命者,。韩队长总穿一身发白了的旧军装,不忘革命本色。阶级斗争是把好手,把老地主整的顺顺溜溜的,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春耕结束后,社员们争相去地主家帮工,他家吃的最好,与从前同样。如此一来,贫雇农们就产生了意见,帮工这种事还不能强迫,可把韩队长给难住了。韩队长眼睛一转,孟书记家就在七队,把这个难题一脚踢给了孟书记,看他咋办?孟书记巨手一挥,下令地主家停工,啥时候贫雇农家帮完了工,才允许地主家开工。
帮工的人们正在盼着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白面油饼,白酒管够喝,重温一下过去的好时光。孟书记这一下令,可把帮工的给气坏了。那几户贫雇农家要多小气有多小气,只不过是小米饭、大豆腐,白酒里面总掺上一半水。老地主是不敢吭声的,地主儿子却来了气,也是年轻不知深浅。地富居然想要翻天,孟书记与韩队长一合计;非得拿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不可。一声令下,几头牲畜栓在已架好的房木上,就要往下硬拉,这一拉可就全部报废了,都是木卯合缝。老地主慌忙央求孟书记别拉,自己往下拆卸。孟书记见目的已经达到,不想做的太过份,答应了老地主的请求。其实孟书记家与地主家也能连上亲戚,社队干部必须打破人情观,亲戚关。老地主央求帮工的去贫雇农家,免得领导们把怒火撒在他家头上。老地主家真的是最后一个建成的房子,‘铲趟薅’三件忙已经开始,房子没盖完。直到秋后才勉强完工,拖了大半年。直到我抽调回城时,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地主儿子也没人给媳妇,老地主的心情可想而知。七队地处公路旁,住户较多。我觉得七队真正的大鱼并非老地主,而是另有其人,就是老王家后沟里住的钱海溢。薛金城领我去钱家下过象棋,没曾想山沟里居然有此高棋,令我吃了一惊。姜队长曾经领我与公社农机站的张站长下过棋,算是全公社有名的高棋,棋术不如我。我虽说在家门口的棋坛上都排不上号,可是到了农村却鲜逢对手,都是些臭棋。显然钱海溢并不想真的赢我,而是一胜一负一和,主动权掌握在他的手里,是个神秘人物。钱海溢毛笔字写的好,很有学问,只有老俩口,没有子女。是东北解放后来到此地,报的是中农成份,我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以后在路上遇见钱海溢,他总是很客气,并不多言多语。我明白其中的奥妙,并不想惹事,与钱家没再有所往来。抽调回城之后,我曾特别给钱海溢去了封信,以表致敬。他并没有复信,多年之后再去时,老俩口已是寿终正寝,并没有受到摧残,算是得以善终。
王家二代一个姑娘嫁给了七队孟家,王振兴是孟书记的娘舅。一个姑娘嫁给了齐老举,齐家三兄弟也是王振兴的亲外甥。还有一位嫁给了小韩屯,王景骐、王景荣的媳妇都是那个姑姑给介绍的。那家出了一位美女,我曾见到过几次,清新自然,容貌出众,举手投足都具有美感。第一次是美女与一位女伴上山采药,引起了众多青年人的注意,被评为全公社第一美女。美女的存在确实令人振奋,如同怒放的鲜花,在山野之中更显风采。第二次是美女作伴来王振兴家介绍对象,齐庆阁远远看见叹道;‘从走路上就能看出长的漂亮,就是与众不同。’无论从身段还是韵律,都是位标准的美人,就是在大城市里也很少见到。第三次见面已经被选拔为公社招待所服务员,成为胡家公社的门面。以后听说被县招待所选拔了去,有了正式工作,成了天鹅肉,再没见到影子。美女资源是很宝贵的,真正的美女其实并不多,许多大明星根本算不上美女。
农村不大讲亲情,尤其是王家,兄妹之间都是分毫不让,灵魂是传承的。自从薛家搬走之后,岭东只剩下王家兄弟。电线也扯到了岭东,远远不够他们所摊的那点钱,相距四里地,仅电线杆子就是十几根。王家是军属,无人敢于提出意见。兄弟之间也打了起来,起初是妯娌之间的吵骂,仅仅因为鸡窝里少了个蛋,认为是那家把鸡下在外面的蛋给拾走了。先秦社会是礼让为先,商鞅变法之后秦戎已经如此,婆媳之间都分毫不让,不再讲什么孝道,都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王家个个都是人精,横草不过,比人都奸。
王振芳总到队里想方设法抠钱,三角债甭想欠他的。理由是为儿子治眼病,其实是在积攒家底,告诉儿子准备给他日后娶媳妇用。不见东西是绝对不出钱的,这是原则问题。谁也别想到王振芳家吃一顿饭,借一碗米,过日子的精细劲数一数二,全公社闻名。王家的家底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已经成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王振芳夫妻如同亲兄妹一般,想啥事都很一致,都很会盘算。老一代人的行为影响了下一代,彼此之间为仇,没有尊老爱幼那么一说。王大亮眼睛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变得越来越孤僻。当爹娘的经常教训他道;‘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将来这些家底不是你们俩兄弟的又是谁的?别总跟父母拉拉个脸子,动不动就摔摔打打的,哪个上辈子欠你的?’王大亮对伯父也是火火的,见了面总没个好气。王振兴不想这么样,总盘算着两家缓和关系,打虎亲兄弟,家和万事兴。听王大亮说话没大没小的,王振兴以长辈的身份教育了他一通;‘你若是能赶上在部队入了党的你二哥,让我这当老的给你磕一个也中。你并不是那样的,能怨得着谁?’王大亮理屈,被这句话给噎住了。于是耍横道;‘你还能抓把土给我埋上?你还能抓把土给我埋上?’王振兴更加来气,到了生产队还在大骂不止;‘我是他长辈,倒让我抓把土给他埋上,这不是倒反天伦了么?’
王振芳夫妻并不怪罪大儿子,只说兄嫂一家的不对。过去薛家兄弟上小韩学校回来路过,总要与王家三代人对骂一气,那时候倒是兄弟阋于墙, 共御外侮。两家合伙与薛家对骂,王景骐正在学戏,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全是脏口。薛家兄弟骂不过,就扔石头打。天天有这么一次,那几年王家兄弟关系还可以。薛家一离开,外部敌人不复存在,又没有内部敌人可供斗争,斗争就失去了方向。于是转向内斗,与上层建筑没啥本质上的差别。革命者是必须存在敌对势力的,才有可能以仇恨形成凝聚力。历届运动作为老贫农王氏兄弟没少积极参与,其实无论哪个上台他们都免不了吃二遍苦,糟二茬罪。对于二儿子王景荣在部队入了党,有提干的可能性,王振兴是很骄傲的。王景荣是坦克兵,是车长,训练一小时耗费价值四十元,让农民们感到吃惊。发展军事是最耗费国力的,而列斯毛金均鼓吹‘先军思想’,把军工企业放在主要地位,无论饿死多少人,军事发展也不能停下。王老丫对姜应文怨恨不已,背后多次表示道;‘我哥哥还不一定看得上艳霞呢,姜应文说我家培养儿媳妇,纯粹是在放屁。’
有薛家兄弟打打闹闹,王大亮劲头十足。没有了薛家兄弟,与伯父家也断了往来,这位半盲回乡知青可就陷入苦闷之中。人不仅仅需要物质,更加需要的是精神。王大亮与父母没有共同语言,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治好眼睛,大概需要五百元,在农村是个大数目。王玉兰一天工也舍不得耽误,王大春寒暑假也参加队里劳动,王大亮充满了希望。对于父母不断的拿钱购置家底,王大亮是很生气的,尽管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治好眼睛,娶媳妇对他而言并不重要。毕竟是个回乡知青,读了十几年的书。王玉兰总在劝说着弟弟;父母也是为他着想。婚事也得准备,眼睛也得治,白内障不算是啥大病,省市大医院经常做这类手术。其实我大表嫂就是眼科医生,在县医院与省医院做过无数例白内障手术,没出现过一例医疗事故。她是傲上而不侮下,对患者特别细心与耐心。白内障不算啥大病,五百元足矣。
王振芳去长春联系住院,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就出了岔子。这位亲戚送给他一张缝纫机票,这可是紧缺商品,尤其是在农村,最为欢迎的就是缝纫机。王振芳是个干净利索人,无论泥水怎么样,下地干活鞋上连个泥点都不沾,跟我们大不一样。机不可失,是有期限的。王振芳当机立断,把治眼病钱拿出半数购买了缝纫机、针线等,并买了一些布料。王大亮正在盼望好消息,父亲的行为无异于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把王大亮那颗心浇得冰凉冰凉的。面对母亲的兴高采烈,王大亮上前摸了摸缝纫机,口中说道;‘你们要的就是这个呀?’王大亮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这可是全家四五年的血汗钱。每年扣除粮量之外,只能余出百十来元,有时只有几十元。王大亮彻底绝望了,不再对治好眼睛抱有任何希望,而人是靠着希望活下去的。当晚王大亮没了影,全家起初并没注意,王振芳夫妻正在兴冲冲的鼓捣缝纫机。王玉兰觉得不对劲,就是上茅房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哪?他再三提醒父母,父母不以为然,挺大的小伙子能出啥事?
王大亮在歪脖树上自缢而死,以一死来表达对父母的强烈不满,语言已经丧失了任何作用。他曾无数次满怀希望,他渴望走出家庭,走出山沟,走向广阔的世界。他所接受的教育害了他,不上学的人对生命是很珍惜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王大亮学的是数,而他的常期孤僻,引发的是心中的象。他曾经做过无数未来的梦,幻象无数,五彩缤纷。性格内向的人心理活动远远超过了性格外向的人,我就曾经是个孤独的人,能够理解王大亮。对于王大亮的死我感到悲哀,他的青春之梦已是全部打碎,哀莫大于心死。我曾经与他见过几面,说过几句话,小伙长的不错,说话也很得体,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没啥两样。
此事震动了全村,社员们纷纷前去岭东,主要是安慰活人,都是亲戚连亲戚。在这种场合才充分显示出民族精神,王振兴也是老泪纵横,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念叨着大侄子的种种好处与优秀品德。人不死显不出好来,任何人的悼词都是如此,死的人总是最为可惜的,生前没人会发现其那些长处,悔之晚矣。最悲哀的是王玉兰,从小带大两个弟弟,谁侍候谁有感情。王玉兰哭得昏死过去多次,她是真正伤心之人。从前有事弟弟只跟她一个人说,不与父母说。她总是在解劝,劝来劝去闹了这么个结果,也是觉得心中有愧。社员们把怨恨转移到那棵歪脖树上,没那棵歪脖树人还死不了,派出人把歪脖树给锯倒了。这棵树很长时间没人动,都觉得不吉利。老一代乡民们是经历过其塔木战役的,死人不管是多少,往万人坑里一埋,如同扔死狗一般,人死如灯灭。人类早已全部物化了,人死了啥都不再重要,啥都无所谓。王振芳家不肯拿钱弄副薄棺材,没那个必要。下屋有领破炕席,把死人一裹,挖个坑埋上就可以了。当妈的心细,发现大儿子脚上的胶鞋尚新,伸手脱鞋,准备留给王大春穿。村民们实在忍不住,七嘴八舌的劝说王妻放弃;‘当弟弟的穿上这个鞋,心里能好受么?人已经死了,就让他穿去吧。’这就如同个联合国,虽说不能干涉别家内政,进行道义谴责还是起一定作用的。虽然是草草下葬,总算是入土为安,摆脱了人世间的烦恼。一双新胶鞋也超不过三元钱,可见王家过日子有多么仔细。
王玉兰决心早些离开这个家,不顾别人的劝阻,与一位农村青年订了婚,娘家需要养女钱、财礼钱。养女钱过完了,男方家里已是空洞无物。财礼钱实在拿不出,东挪西借,完成一多半,就差几件衣服钱。王玉兰答应男方不再要了,可是王振芳夫妻说啥也不肯让一步,以后事情不好办。亲家母亲自登门求告;婚后婆家肯定给补上,请娘家放心,可以立下字据。无论怎么样也没商量通,亲家母失望的离去了。小伙子大怒,宣布退婚,索要所有财礼钱。农村与城里不一样,姑娘一订婚周边数十里都传遍了,影响很大。这么一来还真就把娘家给难住了,王玉兰不再服从父母之命,婚姻自主,嫁夫随夫。这是英明之举,人生能有几回搏?王玉兰终于走出了家庭的阴影,婚后极少回娘家,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
岭东更加寂静了,也更加阴沉了,如同阴魂笼罩般,两家都感到阴森森的。王景骐也搬离岭东,家中只剩下父母与王老丫、王老小。王振芳家更不用说,只剩下老夫妻与王大春,到了黑夜连门都不敢出,油灯一闪一闪的都觉得糁人。王振兴曾多次与死去的王大亮犯口角,心里总是堵的慌。听说高木匠盖房子,马上找到老王家,商量租住东屋,王大娘也就答应了。高木匠在秋季已经准备好了大坯,房木等一应俱全。春耕之后三五日,社员们前来帮工,房子建了起来,是两间土房。门窗等早已做好,万事俱备,早早搬进新屋。高木匠此举主要是为了撵走老孙,可是老孙牵着老婆的衣襟;‘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硬赖着跟了过去。这是人家的内政,无法干预。姜队长也曾作过调查研究,必须给高木匠一个交待。姜队长笑嘻嘻的对老孙婆子道;‘你究竟是想跟高木匠还是跟老孙?一个女的跟着两个丈夫,这是不行的。’老孙婆子自然表示跟高木匠,但又不知道如何打离婚,老孙也不同意。新婚姻法规定必须男女双方同意离婚,才予办理,还得交钱,这钱从哪出?队里自然不能出,老孙也不可能同意。于是姜队长调查晚上睡觉都是怎么睡的?这可是深入细致的做工作,是不是高木匠与老孙一边睡一个,那事是怎么轮流的?老孙婆子啰啰了一大堆,也没说明白。姜队长是很尽责的,以后任何人来询问调查,都有了第一手材料,队里不是不负责,是没办法。
我无意抹黑这些‘真正的英雄’,只想实话实说,这就是我所接触的群众,贫下中农。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时间久远,我此后的回忆录中难免存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之事,《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我不需要构思,不需要马小辫、马立本等反面人物,也不需要那些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只要真实的历史,只需要点点滴滴的回忆,我是主张‘文无定法’的。写这类题材其实非常轻松,只需要据实描述,不必进行任何加工润色,原汁原味,土里土气,照本宣科,当地人肯定都记得我写的这些人和事,尽管名字有出入,事情是哪个人做的有出入,我的看法有出入,我的描述有出入等等。只能借取港澳影视剧片头的一句话;‘本题材人名事件全部出自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偶然。’据说除了林彪之外,红一代几乎全部说脏话,可见不由我文中的人物始,自然不可能随我的文字终,我是据实记录,不应该负此历史责任的。若想记录下真实的家史、地方史、民族史,恐怕不仅不能为尊着讳,更不能为卑者讳,总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放在首位。我不需要什么群众拥护,八辈子也不需要他们的选票,无欲则刚。所以不必欢呼金主体第三次核爆炸成功,炸在‘中修’家门口,给他的春节献份礼。也不必为金主体的世界革命事业大肆在‘中修’境内销售革命‘特货’,破坏金融,狂印假钞,成为金主体的地下党。妄图借金主体之力将东北建成革命根据地,重走长征路。别做梦了!无论主流怎么推销,也不再会有人重新回到列斯毛金时代。其实人大举手申老代表,也不真正希望回到毛时代,全部都在说假话。她家据说家财亿万,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邓陶必须打倒。即便说文革是毛领袖犯了错误,习父等延安帮可是远在文革之前,也必须打倒。韶山的狂热跪拜,正是主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新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在网上见到一个个身上还穿了个黄马褂,不伦不类。怎么没穿上红色外衣?可见权与钱他们全都想要,啥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包括鼓吹夺权,没百姓啥事。百姓只需要说真话,不再受政治骗子所愚弄,就是最重要的,别的没啥必要。真正的人大应该立法禁止说假话,凡是被证明说假话者,一律严惩不怠,如同先秦社会那样,让所有政治骗子无立身之地。而不是禁止自由思维,此类人大肯定是假的。
自从阿倩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后,不在王家睡了,搬到了四队工作组住。老茂趁此机会从刘寡妇家搬到了王家,与我们同住北炕。老茂个子高,有点伸不开腿。阿朋成功的当上了积肥员,邢队长宣布时笑着说道;‘先试试吧,我看知青干积肥员这个工作不大合适。’这活我是不认可干的,人类天生就有这个毛病,见到别人拉的屎就恶心,怎么可能觉得大粪香,思想臭?阿朋之意我们心里明明白白的,就是为了争取进步。果然不出所料,阿朋的行为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大队、公社、全县,阿朋成为知青典型,学毛著积极分子,四处巡回上台讲用了。每次讲用回来时,见到社员们都如同高兴得不行,一面握手一面脚下乱蹦,如同表演。阿朋真的成了演员,已经分不清舞台与生活的区别了。他精心制作了红绣袋,绣上‘为人民服务’,绣袋里装着毛语录、笔记本,还有钢笔。于是每天成为队里的一个靓丽的风景线,阿朋挑着收尿桶,斜挎红宝书,戴着口罩,身后跟着挑粪桶的老孙。可惜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公社五七办’并没有被阿朋母亲所说动,组织知青们前来参观学习,而是忙于闹矛盾知青们的安抚工作。这一来可误了阿朋的大事,肯定‘五七办’有女性从中捣乱破坏,嫉妒阿朋母亲。
阿朋已经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经常性的将笔记本‘忘’在生产队办公桌上,故意让人们看到他的豪言壮语,英雄品德。阿朋并没有牺牲,所以还不能树为典型,活人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民兵连长虽说是高凤桐,可是姜在民、薛金鑫、阿朋成为核心人物。老道与阿倩都出去参加运动,会来也出去参加了运动。评选先进民兵时,姜在民将三人的名字划掉了,女民兵们提出了抗议。姜在民笑着回答道;‘我们三个本来就是民兵骨干,不用评了。’高凤桐早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并不管这些个闲事。会后三人坐在队院里,薛金鑫笑道;‘你那么说也太露骨了,得谦虚点。’姜在民道;‘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么,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有肉别埋在饭里,得让大伙心里明白。’三人一阵大笑。
最初于学东、姜再民都向我示好,于学东对我很亲热,在他家吃过两次饭。户里起了矛盾,本来与于学东没啥关系,我们讲述时他只不过是笑着听,从不发表议论。可是王振兴并不这么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主要原因弄到了于学东头上。并以诸葛亮的口吻在队里当着我们的面点拨道;‘你们户里闹矛盾,是有人在挑拨离间。这个人有点文化水,是对女知青有所企图,混水摸鱼,连鬓胡子吃炒面。’这些话我有些听不懂,以为他是说的是别人,就拿这些话来问于学东。于学东听后没言声,最后一句他解释道;‘连鬓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掘’,是个俗语。’之后就找到姜在民,大诉冤屈,姜在民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所接触的老道、阿朋等,都是根红苗壮,而我则是黑五类家庭,于学东看错了人。姜在民自从知道我家情况之后,已经与我保持了距离,而于学东傻狗不知臭。毛领袖有政策;不在知青中间搞阶级斗争。我这个捣乱破坏分子只能由贫下中农内部掌握,区别对待就可以了。姜在民故意当着我们的面提醒于学东注意,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复杂着呢。我对阿倩道及此事,阿倩的反应倒是挺快;‘姜在民那么说是啥意思?’我倒不在乎什么户里闹矛盾,打起来又能怎么样,谁怕谁?
此后于学东有意与我拉开距离,对于这类友谊背叛我已经历过,并不在意,对于学东有些瞧不起。谁也不靠谁吃饭,我是靠的力气。我的孤傲反倒使于学东有些尴尬,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正常,于学东想要恢复,我并不理会。于学东需要我帮着抬树木,我没理睬他,该休息就休息,自己抬去,我没那个义务。春耕之后各家缮房草找人帮工,男知青主要为了吃两顿好饭菜,比上工合适。哪家我都肯帮,就是不肯帮于学东家,找了我两三次也没答应。无欲则刚,我的孤傲反而博得了社员们的普遍尊敬,不敢以黑五类子女相看,而是视为比肩。知青们纷纷写入团申请,只有我与李伟没有写,写也没用。我更怕的是自取其辱,对于家庭的认识态度是绕不过去的。而我并没打算与家庭划清界限,也没打算辱骂自己的父母。
阿朋的表演过了头,引起了人们普遍反感。就是在集体户我们说笑几句,都会遭到阿朋的批判;‘有那个工夫多学学毛主席著作多好?’我们相对而视,都不作声,心里的反感可想而知;‘你积极表现,别拿户里人当牺牲品,谁也不是你的精神奴隶,非得给你当绿叶。’知青与农村青年有所不同,有平等意识,在户里不存在绝对权威。户员们的情绪影响了队里老团员们的看法,第一批团员阿朋落了选。老道、会来入了团,阿朋还得考验考验。姜在民表示自己虽说与阿朋个人关系很好,还是认为阿朋应该再考验考验。这对阿朋是一次严重的精神打击,情绪一落千丈,好几天没有出工。阿朋本质上其实并不是很坏,陷于虚假之中才是他恶梦的开始,假只能滋生丑恶,阿朋的心中充满了无名的怨恨。阿朋的光环开始下落,思想上开了小差,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对老道、会来也充满了怨恨与嫉妒。姜在民已经报名参军,身体检查顺利通过,不再在意阿朋的友谊,从此之后身价非比寻常了。姜在民决心在部队干出点名堂来,学习薛金文,争取入党提干,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信心。姜在民的离去改变了稗子六队的政治结构,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姜队长的群众基础明显的在青年中出现空位,姜队长打算通过培养老道来补上这个空位,老道是个活跃人物,有领袖欲望,是个可造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