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３８］

华夏以农立国，五千年来国之四维‘士农工商’中，农家作为主体，农户最多。我父系李氏应该定位为士；而我母系刘氏应该定位为农；父亲的老朋友韩忠信、胡柏林、李彬等祖上应该定位为工，是被建设满洲国新京的工程所吸引来的；我奶奶的祖上应该定位为商。数千年来各阶层很少通婚，都是在本阶层联姻，士阶层等级制观念较为浓重。商贾之家社会等级最低，以与士宦之家联姻为荣耀，我祖上应该是为了在芦台商界站稳脚根，与老台联姻。老台来自吴越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并不平静，是主要动荡地区。战国末年抗秦戎、晋末抗鲜卑、唐末抗五胡、宋末抗金元、元末首义、明末抗满鞑等等都出自吴越地区，尤其是明末。南明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浙东士林阶层不愿削发易服，化华夏为蛮夷，率先举义，奉明鲁王监国。随后郑芝龙、郑鸿逵在福建拥立了明唐王，就是隆武皇帝。清兵过江，浙东首当其冲，十死八九。抗战的主要是士子之家，部下主要是庄户，例如黄宗羲兄弟。他们与郑氏兄弟大不相同，将精神放在第一位，是有神论者。而郑氏兄弟是将物质放在第一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自然唯利是图，归顺强者，甘当满奴。郑成功随顺其母，有日本血统，具春秋遗风，战国侠烈，所以打出‘杀父报国’的旗号，忠孝不能两全。吴越遗民行走海上，春秋时期就已经到了日本、琉球、朝鲜、台湾、南洋等处，成为早期殖民。商殷之后箕子所封朝鲜是在辽东，而非朝鲜半岛。朝鲜民族与日本民族都是后来形成的，人口繁衍是很迅速的。

老台以海上贸易为主，明末浙东残明政权，据史料记载曾七次前往日本请兵，长崎是主要通商口岸，在撒玛尔王治下。日本经过战国时期，流浪武士不下一二百万。撒玛尔王曾准备招集三万武士进军大陆，将满鞑子赶回老家长白山去，后来没有实现。德川幕府担心浪人们一旦集中，成为心腹大患，并无海外扩张之意。郑芝龙也曾多次派使者到日本请兵，乘坐的都是商船，浙东处也是同样。商家们也行走青岛、天津等处，他们与士族有所不同，并无民族意识。老台们避乱于河北昌、栾、乐一带，也很正常，他们的子孙后代繁荣昌盛。老台们说话是唱着说，应该来自古韵，古韵早已失传。东北人学着老台的腔调道；‘老台放屁——歹歹的’，也就是好好的意思。‘河北老台吹牛［］，家里养了三百鸡。一年下了三百蛋，个个都是双黄的。’别省人将老台看成类似犹太人，有些瞧不起。老台后人也大多变成农户，‘十个来台九个熊，一个不熊就成了龙。’老台奴性强，屈从于强权，精于盘算，亦是商贾遗风。

历代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帝王最头疼的就是统一兵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所以宋代雄风不再，以文官驾驭武将。明太祖也是感到头疼，杯酒释兵权，开国功臣们个个装傻充楞，就装听不明白，谁也不肯放下兵权。当年指挥康泰谋反，被擒之后丞相胡惟庸指其鼻子骂道；‘你篡位还不如我篡位，你有啥功劳？’由从埋下杀身之祸。建国十一年，胡惟庸之子因马惊摔死，胡惟庸大怒，将车夫杀死。杀死个家奴本来算不了啥大事，却被朱元璋揪住不放，赔多少钱也不行，非得赔命不可。胡惟庸恼羞成怒，革命时期你朱元璋坑杀无数，仅革命将士就坑杀数十万，装啥正经？‘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这是找茬子呢。于是联系同等命运的革命功臣们密谋打倒朱元璋，因为其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并不想建立大同社会，建成‘白阳光明世界’。与日本取得联系，参与中华革命，再造中华。胜王败寇，胡惟庸遭到失败，被株连三万余家。此后禁止通倭，大明王朝三百年闭关锁国，片帆不许下海。所以沿海百姓民风强悍，上岸是民，下海是寇，与荷兰鬼等做生意，并不服从王法。据说当年刘少奇也犯下同样的错误，指着彭德怀破口大骂道；‘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命运已定。主要是不知书，过于无知。据说死前还鼻涕眼泪的学习毛著呢，活的糊涂，死的也糊涂。

农耕民族习惯于聚族而居，是自然形成的。例如我大姨夫家四代同堂，家业主要是老一辈人创出来的。满人龙兴于白山黑水，长白山是其发源地，视为圣山。大清天下稳固之后，康熙皇帝特别委派重臣回到长白山，登临天池进行祭拜，史有明载。并修建了长白山神庙，立了界碑，虽说朝鲜已是大清的属国。满人尚处于渔猎采集初级阶段，尚未进入游牧养殖文明，与鄂伦春、赫哲人等同等情况。无论祭拜长白山，还是派使团前往尼布楚，都是猎人带的路。东北地区水网密布，深山老林千百里不见人烟，是动物的乐园。出关的汉人主要聚居于辽东，大冬季时东北地区无霜期短，地球气候是逐渐变暖的。

农安崔家与所有农家同样，子孙后代聚族而居。家业是第一代人创的业，老爷子是当家人，全家人都得辛勤劳动，哪个人也不能吃闲饭。攒钱就买地建房，家业越来越大。短短三四十年繁衍四代人，都在一起过。只有我大姨夫曾经替代爷爷当‘肉票’，供他念书，在日本医专毕业，是崔家唯一受过教育的。土改时崔家成份定为地主，家产全部被抄，全家被关在后屋子里。家里人都怕的要死，我大姨算是胆子大的了，趁后半夜无人将存放浮财的房门撬开，将被搜走的女人们的金戒指偷了回来，埋在房后。天亮之后工作队前来逼问，都说不知道，也只好算了。估计是哪个无产阶级给偷去了，都是流氓无产者，啥事都能做得出来。贫雇农们还不肯罢休，到地富家见啥拿啥，连饭碗都给拿走，谁管你那些？我姥姥与老姨正在我大姨家里寄住，我老姨当年十五六岁。邻居们出主意道；‘你姐夫家是地主，你们家可是贫农，你们也可以共别家地富的产。’于是老姨也去别家地富拿东西，那个年月只能自己顾自己。连粮食都被拿走了，崔家老小只好到处讨饭，沦为乞丐，成份还是地主。

大姨把金戒指偷偷的拿到长春，求我母亲帮着卖，换几个买粮钱。我母亲只能卖给公家，一枚六七元钱，百姓也没人买得起。大姨父当过县参议员，险些被枪毙。参加革命之后洗心革面，积极改造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与崇拜者。毛领袖主要改造的是士阶层，对农、工不大在意，商阶层已全部‘公私合营’了。我三姨是在军队里谈的恋爱，嫁给了宣传队戈某，营级干部转业，担任黑龙江省人大、政协等负责人，生有二女二儿。老姨嫁给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李某，也是营级转业，生有六女。姐妹四个处境不同，连襟们远近自然不同。我父亲只与三姨夫、老姨夫见过几次面，并未进行过交谈，寒喧而已。被打成右派之后，更不用说，连去哈尔滨的机会都没有。农安离的近，大表哥、二表哥、大表姐常到二姨家，与农安大姨家自然往来多了些。我五六岁时曾去过农安，在记忆中就是农村。大姨家住的是泥土房，有个大院，出门就能看到庄稼地。二表姐、四表哥领着我们玩，到地里去采集些花草虫石，回到院子里去‘卖’，一张纸或是两三张纸。四表哥淘气，将一个纸袋里换上马粪，来个小小的恶作剧。

哥哥七岁时在农安上学，大姨夫很喜欢他。四表哥总欺负他，整些恶作剧。哥哥挥舞小拳头张罗要‘报仇’，惹恼了在单位受了一肚子气的大姨夫。反右时大姨夫险些被打成右派，算是内控右派，黑材料塞进档案里，控制使用，大姨夫浑然不知。五七年右派正式手续的五六十万，加上无正式手续的三百余万。宣化张老师就啥手续也没有，他并没有向党进攻，只因为投奔延安时给博古当过几个月秘书，因为他字写的好，是大学生。由于受其二哥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抓捕前跳墙而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向组织上交了心。读高中时曾考取学校文武状元，蒋中正亲自书写奖状，还有证书、奖章等，都上缴给组织上。他是工会负责人，五七反右并没有触动他，却被口头通知带行李去学习。一进了屋就再也出不去了，被当阶级敌人押送劳动改造地点，当了二十六年的‘右派’。改正时却没他的名字与材料，原来是个别领导之意，坑了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住房，改正前就是在‘黑劳队’里当贱民，农民们叫他‘张露卵’。平反后恢复党籍，安排为图书馆长，却无反可平，无正可改。坑害他的领导毫无愧疚之意，见面就摇手道；‘过去的事别再提了。’老了只能住在锅炉房里，领导以公款又买了套新房，声称是‘工作需要’。张老师与其大吵了一通，啥也不当用。领导公开说道；‘你到哪儿也告不赢，你没儿没女的，快死了的人，要房子有啥用？’谁有权谁就说了算，谁捞到手就是谁的。就这样张老师还是无限忠诚，最崇拜毛领袖。

大姨夫因为哥哥说要‘报仇’，把哥哥打了一顿。‘我供你上学，养活着你，还要报仇，有啥仇可报？你爸放着好好的市政府干部不当，非要争取当右派，连家人都养不起。若不是可怜你妈，你能在这儿上学？’哥哥倔强，就说；‘我爸好，我爸好。’怎么打也不肯服软，后来被大姨给拉住了。六三年大姨夫来到长春，父亲买肉没买到，回来随口说道；‘现在长春是个没肉的城市。’大姨夫马上进行正面思想教育，什么‘国家暂时困难，要正确对待，不要有怨言，发牢骚，讲怪话’等等，要接受历史教训。我父亲只好拦阻道；‘姐夫，啥也别说了，吃饭吃饭。’其实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同样，在进行自我阉割自我改造。据说黑龙江省那位潘复生一辈子只读毛主席著作，还是没有改造好思想，后来沦为四人帮党羽。

一九五七年反右领导小组长是邓小平，总指挥是毛领袖。打了五六十万个右派，举世震惊。此后中华大地再也听不到真话了，亩产十万斤，饿死不少人，体制内只有说假话才能飞黄腾达。连林彪都知道‘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是最了解毛领袖之人。伴君如伴虎，别看平时虎像个老猫一样，慈祥可亲，说不上啥时候就吃掉陪伴者的。刘少奇在文革中成了刘少狗，阿邓成了邓黑猫。其实老猫是很喜欢黑猫的，与自己很相似，是开钢铁工厂的。

十年之后，各级领导都成为小毛领袖，个个精通阳谋之术。抓右派反革命根本不须布置，人人均有害人之心，个个心地险恶，没一个是想治病救人的。救人只能把自己陷进去，必须坑人害人才能成为圣人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文件当年我们全都读过，我们弟兄都是过目不忘，这也是个遗传。上面并没有布置抓右派反革命，毛领袖也再三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各省市委不约而同的大抓右派反革命，而且远远超过反右运动规模。仅吉大初步就抓出右派反革命分子六百九十八人，四中自然也少不了，虽说都是些初中生。李苦甜等都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仅长春右派反革命就不下十万，全省应该不亚于当年全国反右运动总数量。军代表们还没上阵呢，个个都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更加心狠手辣。可以开胸破膛搜查有无电台，绝大多数冤假错案都出自于军代表——专门坑害父母的人民子弟兵。记得那些年长春市长是陈钟，据说也是政工出身。凡是政工出身的都与夏曦、康生、柯庆施同样心态，是些小斯大林、毛泽东，也就是一些尚未上位的‘四人帮’。他们总在积极争取上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他们做人无任何底线，陷害、出卖、背叛、厚黑等等，对他们来讲早已算不了什么了。这些当权派宁可将千百倍的牺牲品以及全家推入地狱，打成右派反革命，也不愿意自己受到任何损害。

宋任穷就是东北王，对这些部下是持保护态度的，大多是他提拔上来的。宋任穷代表地方，而陈锡联代表军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新生的革委会政权二人都想安排自己的人，毛领袖并不想乱了东北，内部却打了起来，影响了全东北。长春市委陈钟、李都，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之下，机关内部也反了起来，都想成为政治新星。金光闪闪的大粪缸被搅动了起来，脏污尽显臭气熏天，金色全无。这些圣人皮们的丑恶表演，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他们是猛禽猛兽，百姓是牛羊。真龙天子是恶龙模样，是需要大量牺牲的，而且是人牺。文官为猛禽，武官为猛兽，牧养万民。官员们喜欢人们称他们为‘父母官’，墓碑上标明官居几品。新中国已无官服，猛禽、猛兽绣刻于心中，外衣冠而内禽兽，从下面的揭发批判中就可看得出来，其群体的心理的阴暗与险恶。人民只能为他们服务，他们是真正的主人。对下生杀予夺，有着绝对的权力，他们所忙的就是如何整人害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绝对权力，残民以逞。他们设计下套，引蛇出洞，唯恐无人上当，越多越好。抓百分之五的一小撮坏人，长春市一百五十万人口就应该抓出右派反革命七八万名，而且都在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吉林省当时人口一千七百万，百分之五坏人最少是七八十万人，超过五七年反右总战果。‘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当他们丧失了特别保护之后，马上成了臭狗屎，无人同情，将其视为冻僵的蛇，口袋里的中山狼，只有极个别人在进行政治投机，例如美女造反领袖姚美玲、革命烈士史云峰之流。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全体革命同志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揭发批判长春市委第二书记李都大会上的发言，可见一斑；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招例不会跑掉。

彻底揭发批判李都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热烈的支持今天召开的揭发批判李都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代表市委宣传部革命群众发言。

李都是在六月下旬，全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正熊熊燃烧，广大革命师生炮打校党委，火烧工作队的时候，匆忙上阵的。他上阵以来，一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采取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待革命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扼杀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压制群众的革命运动，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严重的是《十六条》公布以后，仍然执行这条反动路线。我们必须彻底揭发批判李都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誓死捍卫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下面我分四个问题，对李都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初步揭发和批判；

一，为工作队评功摆好，公然与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

在运动初期，由于市委再三下禁令，贴封条，捆绑革命群众手脚，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让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全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出现了蓬蓬勃勃，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六月二十日前后，吉大、四中和其他学校革命师生起来，造反闹革命，出现了极为可贵的革命行动，这本来是大好事。而市委某些领导人却被群众运动吓破了胆，四处呼救，八方求援，先后拼凑了十五个工作组，共一千多人，［仅工学院就四百多人］，对他们既不交待政策，又不进行整训，匆忙塞进大中学校，镇压群众运动。七月廿七日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在大中学校已不适合形势要求，全国百分九十以上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党中央并下令撤消工作组。而李都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则反其道而行。八月初，他传达关于中央撤消工作组决定时，歪曲地说；撤消工作组这是策略措施，是为了更充分的暴露牛鬼蛇神。他把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歪曲成‘引蛇出洞’的手段。对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避而不谈；而一有机会对成绩则竭力吹捧，大肆喧染。首先在工作队怎样撤点上，他煞费心机，大作文章。他亲自指示市委文革办公室；工作队一定要走出个样子来，不能灰溜溜的，一定要用大客车接队员，不能坐敞蓬的‘解放牌’汽车。看！明明犯了错误，为什么还要偏偏摆出个架式来呢？除了向革命群众示威，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不仅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在常委会上和观察员汇报会上津津有味的宣扬他女儿李＊＊怎样保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的‘经验。这些是认识跟不上形势吗？是仅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吗？不！，决不是。从十六条公布后李都的一系列言行看，在工作组问题上，他背离毛主席指示，违背十六条，他是有独道见解的。

八月十一日在吉大工作队员会上他说；‘你们在吉大工作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还说；‘我们工作队员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实行了三同，按照党中央指示，同牛鬼蛇神做了斗争，这些不在话下。’

八月下旬在吉大全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他说；‘韩容鲁工作队的缺点错误是严重的，准备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继续学习，变成财富。’请看！还是羞羞答答的承认有错误缺点，还是避而不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九月十七日全市革命群众在体育馆揭发批判韩容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致要求撤他的职，罢他的官，点他的名。李都不仅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还讲了话。可是第二天，李又亲自宣布；‘韩容鲁继续担任吉大工作队党委书记兼队长，有什么事还得找他。’这不是公然同革命群众相对抗吗？十月四日又在吉大工作队的会议上说；‘一百天不简单，收获很大，成绩很大。’又说；‘成绩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的。’会刚要结束时，他还特意走上台说；‘工作队党委更辛苦，我代表市委向你们表示慰问。’《十六条》明确指出；‘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吉大工作组党委实际上也是这样。你为什么大肆表功，殷切慰问？难道他们镇压革命师生有功吗？

总之，李都不仅避而不谈工作队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还为工作队评功摆好，明目张胆地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实告诉你，这出戏你唱不了。

二，转移目标，颠倒黑白，企图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市委所派的工作队，除了不同程度起了‘灭火’作用外，还带了‘抓右派’的使命。工作队进点就把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看成是‘乱子’，‘方向不对’，‘这是坏人捣乱’企图大‘抓右派’，这样做是和市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特别是和李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不开，李都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祖师爷那里批发来了十六个字的秘诀；‘放手发动，冷净观察，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他把这个密诀视为至宝，到处兜售。工作队所演的这场破坏和扼杀群众运动的丑剧，完全是在市委某些领导人的导演下进行的，李都可算是一个出色的好导演。四中工作队，进点后的第五天，［六月二十八日］李都上阵指导。听了工作队汇报后，告诉工作队；‘对六月二十二日事件，既不要纠缠，也不要绕过。’‘对牛鬼蛇神不能忽视，要讲究斗争策略，让他出笼，敌人是实用主义，会跳出来的，要给敌人一定的气温，有时还要表现拉他的样子。’‘要放长线钓大鱼’，‘有个放蛇出洞的问题，所以不能给蛇以信号。’‘需要许多过程，达到集中火力，聚而歼之。’他并说；‘杜庚月不是牛鬼蛇神，起码也不像共产党员。’暗暗地给杜庚月同志也定了性。

七月一日在中学口汇报会上他说；‘运动中的支叉很多，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引导大家抓真正的右派，三岔口事件，常常被右派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令五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李都左一个‘抓右派’，右一个‘抓右派’，把重点放在所谓‘抓右派’，这不是转移运动目标，把运动引向邪路吗？

七月五日在中专党委会上他说；‘经过几个战役，要逐步集中到敌人身上，敌人跳出来几个可以，不跳出来的就挖了。’又说；‘中专有的人攻领导的攻的挺紧，要倒台时，他就会出来，你就睁眼闭眼，摇摇欲坠，这是气温、土壤，但我们领导心中要有一、二、三、四、五……。’

七月七日在大学党委书记会上他又说；‘无论左中右让他统统登上舞台表演表演，看他们唱什么戏，切不可露头就顶回去。要有引蛇出洞的办法，给他点气温，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赫修主义者，’类似这样的话，在大会小会中讲过很多次。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　　

《红旗》杂志十五期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李都的上述罪行，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暴露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