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１］

我生于一九五二年，夏历甲辰年九月初七，西历十月二十二日。六十年一花甲，本应该是一轮回，却发现西历变成了十月二十三日，整整差了一日。其实我早已发现历法差了一日，节气上总是如此，而天道是有常的。问题没出在西历上，而是出在夏历上，屈指算来已是长达三百六十年未曾修订历法了。天上一日，地上三百六十日，节气差一日似乎很正常。如今的人们并不在意历法，也没啥用处，西历已成了主流历法。最后修订历法的是明末徐光启、黄宗羲，而黄宗羲所修订的不为满清所承认，传教士汤若望所主张的正是《大统历》。这位汤洋人最后还是败于杨回回之手，满清更倾向于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而排斥西洋文化。战争是邪恶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哪一方更加邪恶，更加不择手段，更加诡诈，哪一方就可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就是人类之间的同类相残。无论当年崛起的元人，还是当年崛起的满人，都属于华夏周边最为原始落后，野蛮凶残的武装集团，如同狼群一般，是以抢掠为目的，无文化、无历史的蛮荒群体。蛮族与狼群有所不同的是；懂得奴役牧养被征服者，世代相传进行渔肉，其实中原历朝历代亦不例外。满人接受汉文化，是出于政治需要，确立统治的合法性。有清三百年，除了皇家之外，就连八旗王爷们都不学无术，也无那个必要。所以无人关心历法，转眼就是三百六十年。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当时分为两派；守旧派主张全面中国化，也就是恢复宋、明，其实根本办不到，帝制已不复存在。革命派主张全盘西化，革命派占据主流，于是‘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寺庙建学堂。’全面普及西化教育，传承长达五千年历史的中式教育，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我父母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满清垮台十年了。成年人大多是从满清过来的，奴化意识占据主流，上如风，下如草。我家祖上是读书人，生逢乱世，衣食无着，穷困聊倒。君子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而小人是无所不为的，所以有出息的大多是胆大妄为的无知小人。我爷爷与大汉奸齐燮元是同窗，齐燮元自幼无赖，却成了一代名人，而我爷爷啥也不是。我父母都是生长于极端贫困的家庭里，只读了二三年的书，全靠自学。‘年青时不左倾没人性，年岁大了再左倾没理性。’这是三四十年代流传的语言。左倾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等级制下的奴役压迫。人心向善，都是后来学坏了，接受了社会现实。我父母亦是如此，对国民党政权很是不满，思想左倾。赞同中共反对一党专制，‘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论点，党国体制是苏俄通过国民党引入中国的，党居国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各级党书记主导一切，无官不贪，腐败现象泛滥成灾。权力高度集中，不腐败才怪呢。由于蒋介石不听话，被苏俄所抛弃，否则中华大地将是国民党一党专制，没人会主动放弃到手的权力。上至君主，下至奴隶，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哪怕是一点点。苏俄档案解密后得知；朝鲜战争中共是被斯大林所利用了，从此之后只能一面倒，全盘苏俄化，绑架于国际共产主义战车上。阶级斗争观点是建立在共产党员无祖国基础上的，只有阶级之分，没有国与国之分，全世界阶级兄弟是一家。由此斯大林占据了大面积新的国土，中华亦不例外。五十年代初中苏之间并无国界，中方曾经大规模支援蒙古建设，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父母以及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全盘苏俄化首先就是全盘公有化，私有财产一夜之间全部收归国有，说是全民所有制，全民并无任何权力。

我父母本是穷人，也没感觉出什么。都参加了工作，战后的妇女都很瘦，特别能生孩子，家家如此，一年一个。我母亲接连生下六个子女，四弟、五弟严重缺钙，已经进入一九五七年了。最初是供给制，后来分出等级制，我父亲是十八级干部，母亲是护士。除了级别高的领导享受特供外，家家都很贫困，鱼肉蛋极缺。主要是朝鲜战争欠下苏联巨额外债，导致外部全面封锁，如同今日的北朝鲜。百姓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偷听敌台是反革命行为，抓住重判。百姓只知道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我们的生活最幸福，尽管总陷于饥饿之中。

我家交通便利，北京大街三十八号，亲朋好友经常路过。父母好客，家里常来人，都很随便。父母白天上班，我们这群孩子就在墙上用粉笔乱画乱写，我从三四岁开始记事。母亲每天给我们吃一个煮鸡蛋，先是让我们睡觉，我们都去假睡，后来真的睡着了，醒来每人吃一个。来了几位亲戚，和平与我同岁，小老舅嘱咐我不要打妹妹。那时候开安镇就是农村，和平显得很野，不客气的打了我。我的哭叫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面对询问，我哭着说道；‘我不打她她打我。’引起了大人们的一顿哄笑。

父亲从不与孩子们玩，每年全家去一趟南湖，是我记忆最深的事。进入一九五七年，号召帮党整风，毛主席再三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父亲当时代理局工会主席，主持会议作记录，并未发言。突然之间抓右派，令父亲感到羞愧，感到不理解。父亲向来将精神放在第一位，凡事讲良心，而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是不讲良心的。于是父亲选择了一言不发，表示；‘昨天我还动员人家发言，今天就抓人右派，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市政府所有人都顺应了形势，我父亲成了众矢之的，成了牺牲品。我母亲曾劝父亲低头，为了这些孩子们，父亲不肯让步，争取当上了右派。于是生活费降到最低，只够他一个人劳动改造的。

随着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三面红旗高举，三年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在不断的政治运动洗礼之下，说假话已成为思想进步，说真话已成为思想反动落后，农民照样拔白旗，打成黑五类。于是亩产万斤粮，亩产三万斤，十万斤，十二万斤等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所有说假话的都入党升官，说真话的全部遭到严惩，真话从此在华夏大地彻底断绝了。人们在饥饿中高唱幸福美好，人们在真诚中赞同假话，几十人追赶一只麻雀，进行除四害。伟大领袖又把麻雀排除在四害之外，麻雀才没彻底灭绝。街道上到处都是检查卫生的监督人员，拦截行人进行盘问，答不出来进行处罚。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拿粉笔在街道上乱写乱画，白小四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等，被派出所人员找到家长，好顿盘问训斥；‘怎么能将毛主席踩在脚下？’白小四挨了一顿打，以后不敢乱写了。

随着国民经济的崩溃，母亲被裁减下来，家里断绝了收入。此前我们就经常处于饥饿之中，有时一整天吃不上饭，饿的昏睡过去。母亲借四两粮票买了一盒饭，如同喂小鸟样的每人一口，六七岁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因为缺少营养，患上了肝炎、甲状腺激能亢进、肾炎、浮肿、贫血、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当时绝大多数家庭情况都差不多。为了生存下去，母亲决定出去做小买卖。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们，妈妈将小屋招了一户，老杨太太帮着照看我们。借了十元钱，就开始了生存挣扎。官方设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针对的就是这群人，穷凶极恶，毫无人性。领导们享有特供，是不知道百姓疾苦的。

做小买卖被视为投机倒把，是犯法行为，遭到社会鄙视。父亲也觉得没面子，但又没别的办法。父亲总把精神放在首位，这一点与绝大多数人截然不同。君子重义轻利，而小人总是把物质放在首位的。我是一九六零年上学，届时由于饿死人过多，市场有限度开放，只要听从管理，就是交纳费税。农民进城还是严格限制，没介绍信就是氓流，直接抓起来。我们每天帮着母亲排队买烧饼，一人限买两个，每个烧饼多卖一角钱。粗粮每斤八九分钱，而粮票一斤二元五角。没粮票啥也买不成，啥都凭票，享受特供的不在此例。住房更不用说，等级森严，长达三十年未建新房，只有领导们不断增加住房面积。公有制其实就是官有制，民是无任何权力的。例如吉林省委书记吴德、赵林，就是在三年饥饿时期各投三十万建的小楼，各级领导亦是如此，按等级制分配。

学校教育主要内容是爱领袖与爱党教育，小学课本我还记得挺清楚。大多数同学都是衣服破旧，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习惯成自然，人是按习惯生活的，并没感到苦，大家都一样。我从不用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这与遗传有关。有些同学是机关干部家庭，相对强一些。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自小学二三年级，就展开了阶级教育等，我是很害怕老师知道父亲当过右派的。同学李玉刚的父亲是位画家，因为反革命小集团罪判了十五年，很受欺负。其实他们就是朋友之间说了几句真话，三个人就构成反革命集团。知识越多越反动，最安全的是无知群体。大老粗受到吹捧，以无知为荣，以有学问为耻，全社会进入无知时代。三四年级时兴起了学雷锋运动，主要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国学习解放军。几乎所有的旧书全部遭到禁绝，文化管制愈来愈严。进入一九六五年，除了红色书籍之外，旧书已不复存在，人们谈虎色变。我们也找不到书看，同学之间传阅书籍，极其有限。学雷锋运动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基调，红色恐怖应运而起。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主体思想，革命行动就是暴力，阶级斗争就是从精神到肉体消灭阶级敌人。谁是阶级敌人呢？这得由毛主席说了算。进入四五年级，我们这一代少年已经全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争当刘文学、雷锋，迫切的想要杀向全世界，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全人类。当年斯大林亦是如此，希特勒亦是如此，金日成也准备如此。革命人民是作为战斗武器与政治工具而存在的，不论牺牲多少都无所谓，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我们常听大人之间的谈话，知道美国人命值钱，一百个中国人换一个美国人，他们也换不起。中国人不怕死，个个都想当英雄，都想上阵杀敌，这是十几年政治教育的成果。随着大量人口的饿死，两弹一星实现突破，北朝鲜正在走着同样之路。国家控制一切，尤其是粮食，是主要出口换汇商品。

尤其是红色后代们，他们并不满足于享受特供，而是肩负历史史命，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敌人又增加了苏修等东欧各国，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运而起，享受特供的居然成了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们占有全部社会财富。黑五类成了政治牺牲品，用了祭坛，首开杀戒。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破四旧’，吓得所有人家都把藏书、藏画烧掉，古物偷着扔掉，以避灾祸。邻居成了最可怕的敌人，相互斗争，彼此为仇。我也参与了砸大庙，撕佛经，感到兴奋——革命的兴奋。这是大学生组织的，官方默许的。对于被害者我并无太多的同情，把他们视为阶级敌人，虽说父亲也有历史污点。

最初的红卫兵也是分等级制的，享受特供的领导干部子女才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后来逐步放宽。虽说如此，红卫兵的组织者绝大多数都由红二代来担任，是天生的革命家，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从来就是革别人的命，天经地义，从未想过别人革自己的命。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只有他一人知道，所有人都在窥测迎合，包括刘邓陶、彭罗陆杨、六十一人叛徒网等。这个网很大，几乎囊括了所有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才是本次运动的重点对象。当权派们在历届运动中整治了别人，如今轮到了自己。没人同情他们，更多的是幸灾乐祸，是现世报应。打倒当权派令所有人都很兴奋，怀念文革时期，这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就是要求平等，毛主席及时制止了经济主义妖风，把权力又交到了军管会手里。随着刘邓陶以及省市地方等当权派的垮台，五大造反派领袖都被抓入监狱，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接下来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人人过关，冤假错案高达亿万。无知的军人成了真理的化身，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

进入小学就等于进入了革命的搅肉机中，老师鼓励同学之间互相揭发，互相争斗，贯彻阶级斗争观点。无神论教育与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灌输，使得所有人注重实际。鼓励同学给老师提意见，之后借此整治班主任，班主任则把怒火发泄在同学头上。不择手段是普遍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老师之间相互斗争，你死我活。都想把对方打成阶级敌人，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在革命的狂飙中我结束了小学生活，当权派已全部被打倒，新生的革委会已经诞生，似乎一切都要转入正轨。我是在长春市芷江路六年四班毕业的，最后一次同学相聚是在夏日，我知道此后再难相聚了。同学之间并无惜别之情，照旧打闹不已，如同平日，此后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人能够幸免。

早期的福利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列斯毛金的极权等级制所全部取代，只存在上层社会，上层享有一切，下层只是牺牲贡献。国家社会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也就是纳粹思想，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压倒了人民利益。共产党人无祖国已成为历史，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阶级斗争学说却存留了下来。于是乎政治家们有时亲切握手，有时怒目相对，伴随着的是下面千百万无辜群体的无道理相互残杀，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政治家们是不会相互损伤一根毫毛的，战后又是亲切握手，重新瓜分利益，仍旧是政治家们的利益，与人民无关。国家社会主义本来是可以存在千年的，如果不进行二战的话。历史本来就是强人历史，希特勒的清廉克苦，法西斯德国的高效清廉，都远远的超过了苏俄等上层建筑，本国人民生活是很不错的，哪怕是战时。

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教育，必然产生无知的一代。随着旧时代人的消亡，华夏大地越来越无知，越来越愚昧，道德品质每况愈下。历届政治运动的核心就是整人，彼此互害，弱者成为牺牲品。人性越来越呈狼性化，批判人性论进行了数十年，人性遭到否定。真善美被假丑恶所取代，说真话存在巨大风险，只有说假话才能安全，并受到奖励。人人都在讲政治，人人都在讲哲学，辩证来，辩证去，就把白的变成黑的，丑的变成美的，新一代人已基本上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

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是将精神放在首位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今全部遭到否定，现实是残酷的。精神上的摧残才是最重要的，炎黄子孙整体精神残缺，已是化华夏为蛮狄，全盘苏俄化了。只注重物质，不注重精神。只追求实际，不追求正义，道统已不复存在。如同惶惶丧家之犬，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批判了旧的，新的已不复存在，只能在河底下乱摸一气，然后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