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七道路看公有制

　　红色高棉学的是红色中国五七道路，已经进行深入反思。而中华大地涉及所有家庭的五七道路，并未反思，主流压制反思的声音。五七道路始于三年饥饿之后，为的是减少城镇人口，但是不那么说。只要主流所提倡的，总是戴上高帽，成为光荣事业，而领导们自己并不带头响应。１９６３年前后，树起了董加耕、邢燕子作为典型，并成为两会代表等。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建设新农村，其实就是精减城镇人口。１９６４年农安三表哥下了乡，苦不堪言。农村讲的是买办婚姻，大龄知青连媳妇都娶不上，无人理睬。三表哥户里一位男知青百般无奈，接受了一位刁蛮农姑，不要财礼，是挖的地窨子安的家，媳妇整日辱骂不已。这是地狱般的日子，也是大多数老知青的缩影。文革运动刚刚结束，成立了革委会，知青下乡运动全面铺开。三中一位老知青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革命学生们好顿批斗，揭发举报之人并非外人，而是他弟弟的好同学。
　　１９６８年是下乡高潮，从初一到高三学生全部下乡，不论啥情况。第一等知青是军垦农场，得走后门。按月开工资，等于参加工作，月薪三四十元。这是准军事组织，团、营、连、排、班，过的是军队生活。权力高度集中，发生了不少奸淫女知青事件，据说枪毙了不少领导干部。第二等就是各种五七农场，过的是集体生活，分出男队、女队，类似农业职工，年底分红。军垦农场由国家投资，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而五七农场则是自负盈亏，国家不给投资的。生活的艰苦就不用问了，类似劳改队，是没有外出行动自由的。
　　我们下的是集体户，就是插队。社员并不真正欢迎，与他们争工分，队里收入并不增加。化肥极缺，农家肥有限，亩产也就是三四百斤，怎么样也多不了。生产队就是缺钱，三角债压着，谁也见不到现钱。知青一人有五百二十元的安置费，这才是社队干部接受集体户的真正理由，可救眼下之急。集体户标准为七男八女，大概伟大领袖真的打算让知青们都扎根农村，有所安排。最先破坏知青运动的是领导干部们，想方设法优先将自家子女抽调回城，安排好工作。之后才抽调根红苗壮的回城，抽调名额极其有限，女知青名额更不用说。我所在九台胡家公社，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女知青数量很多，都愁的不行。有的选择扎根农村，更多的是往前熬，农村实在太苦了。
　　集体户成员很快的分成几派，结党营私，抢饭抢菜。在艰苦环境里每个人都露出了真面目，就是极端自私，不管不顾的。缸里无水，一旦有水马上洗自己的衣物，之后并不补充。只要自己得到利益，别人并不考虑，怎么活学活用毛著也不当用。我户的学毛著典型阿朋就是一个伪君子，人格分裂，家长们说阿朋最坏。有了荣誉之后，追逐女户员，喜新厌旧，而且嫉妒成性，显些出了人命。仇恨教育所形成的凝聚力是极其可怕的，具有足够的狼性。
　　勾心斗角为的是争取进步，争取进步是为了优先回城。有的想当王洪文，有的想当张铁生，所做所为都具有功利性，并非发自本心。每个人都是两面人，外表是神，心里是鬼。唱着高调，做着坏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拉帮结派是为了争霸，具有优先权。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就是充当打手，视之为革命，是盲从与盲目。集体户的菜园子全部是荒草，缸里空空。而五七战士家里菜园子以及挑水等，都是知青抢着干，因为五七战士在社队班子里有话语权。
　　十七八岁的男女知青正处于青春期，淫乱事件层出不穷，强奸女知青事件数不胜数。想躲都没处躲，家里负担不起，粮食供应按人口。错误的婚姻不计其数，为了回城可以不择手段，以跳出火坑。邻居蒋玉伟纠缠女户员，遭拒绝患上了精神病。五七战士老马的儿子药奸女知青，判了重刑，抬不起头，是省级政协委员。集体户十几个人就分十几个心眼，从五七道路看公有制，根本没个搞好。小队没搞好，大队没搞好，公社没搞好，全国都没搞好。
　　古代清官是清水衙门，无事可做，无政可理。例如明末的太守李贽，清代的县令郑板桥，就是读书，没那么多的事。如今的领导日理万机，还总有无数上访者，总也忙不过来。事事都管，啥也管不好，政府不理政，只抓钱。这就是公有制，领导们只知钻营功利，并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