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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
中华传统文化始于道家天人合一理论,天类人,人类天,人身就是个小宇宙。宇宙是大鼎炉,人体是个小鼎炉。万物皆太极,大亦无限,小亦无限。求道者远观天地世间万物之变幻,内查自己身心来认识宇宙万物普遍规律。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类思想变得越来越来复杂了,于是人类社会所需的指导思想逐步完善,人需学说为儒家。
人类并不完善,有善恶之心,人性与兽性相结合,天理与人欲总在进行激烈的角逐。有的人类或者群体滑向邪恶兽性,弱肉强食,欺凌弱小,于是就需要刑法,也就是以恶止恶之法。法为三去;去足、去势、去头,以法治国,维持秩序。
三代之前实行王道,以中华文明引领天下万国走出野蛮,走出原始,迈向人类社会。王道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社会要讲道理,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政府越小越好,最好如同不存在。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天下没有税赋也没有寄生虫,男耕女织按劳分配,是自然经济。
秦始皇之后以法治国,权力高度集中,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华夏转变为权力经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贫富两极差距加大。上层社会认为这是最佳社会体制,下层社会截然不同,社会矛盾加剧是必然的。上层建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严刑苛法,以法治国,奴役万民,实行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官吏作为真龙天子鹰犬牧民,民为牛羊,理应牺牲奉献,天下财富子女都归天子一人所有。汉武帝后宫佳丽上万,穷奢极欲,对外发动征服,这就是独裁专制。竭天下之财力物力获得几十匹汗血马,被征服民族并不服气,以力服人是口服心不服的。
权力腐败是专制社会的癌症,两汉沦丧,均由于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在以法治国的招牌下实行的,谁有权谁就说了算,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无论霍光还是王莽、董卓、曹操等,都是权力在手之后恶奴欺主,偷天换日,并非以法治国,而是以法篡国。在严刑苛法之下,分散的百姓面对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反抗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外患成为主要敌对势力,权力腐败导致人心涣散,社会道德整体溃败,举国上下都在顾私利,强敌压境则土崩瓦解。魏晋为东汉被篡后的变体,野蛮民族以武力征服了汉民族,五胡乱华,只讲权力,不讲道理。隋唐是鲜卑贵族之后所建立的,接受了汉文化,化夷为夏。民族主要以文化道德进行划分,与人种无关,入夏则为夏,入夷则为夷。
晚唐亡于权力腐败,异族杀入是最后的绞索。五代十国就是强者为王,强盗割据,后来归于宋。宋末权力腐败无法遏制,亡于金、亡于元,蒙古中国建立。野蛮民族大多实行奴隶制,秦始皇之后的极权等级制社会亦是奴婢制,奴性是主要国民性。奴化教育成为主流,百姓只要听话服从,不需要思考能力。蒙古上层建筑的权力斗争如同丛林争斗,蛮夷无亲,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无情。强者为王,没有道理好讲,只讲暴力。权力腐败更甚于汉人政权,权贵普遍没文化,粗野残暴,没有人性。
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刘伯温制订科考制度,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士子首先得懂得春秋大义,做人之道。以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指导思想,辅以法制,实行殿堂民主,涵养正气。鼓励民间讲学,百花齐放,汉文化在明代大放异彩。专制社会必然导致权力腐败,这是社会体制所决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大明王朝几兴几衰,亡于清,明末的忠义节烈是历代之最,抗争雉发奋战了十余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改五千载华夏衣冠。明清交替的玉碎瓦全就是典型示范,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这有赖于二三百年来的涵养正气,儒家学说功不可没,人心不死。
辛亥革命始于民族反抗,主要是反清会党势力。北方苏俄趁此机会输出革命,控制了中华,急功近利成为主流思想。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为儒释道,儒是入世,释道为出世。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这是汉民族未来的不同发展之路,也是君子小人的分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传人往往就是几个人,例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却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尽管只不过是个贫民百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正气书写历史,秉笔直书,比官方修史更加具有公信度,连满清皇帝也不得不佩服。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传人,君子士大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