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失和汉奸多

 文/巨岳

网上有谈论抗战中汉奸议题的，本人也结合所知所学，谈点个人看法。据媒体载，抗日战场上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汉奸伪军超过118万之众，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人数之多的确令人深思。而同样遭受二战摧残的苏联，投敌卖国者却较少，尽管希特勒也曾想拼凑一个象汪伪政权那样的卖国傀儡为其服务，却始终未能得逞。不仅抗战“汉奸”多，历史上数次外族入侵中都存在类似现象，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军阀混战派系林立是汉奸产生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与中国近代长期遭受侵略和不统一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有关。由于中国不断演绎分合大戏，融合与分裂不断反复，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统一的民族意识。特别是近代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导致部分民众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形同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和代理人，更加剧了这种无政府状态。

民国创建后，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加上苏俄渗透催生中共成立后更是国共争斗，内部失和，消耗国力，使国民政府无暇外顾，极易为外人所乘。二战后本来准备接收琉球的国军，因国共内争吃紧，转而参加内战而坐失琉球主权。一九三一年9.18事变前后，正是中原大战（1930年4月——1930年10月）结束未久，中华苏维埃和南京政府激烈争斗五次反围剿（1930年10月——1934年10月）同室操戈精疲力竭之时。汪蒋争权长期不息，直至汪精卫被外人所利用，成立伪政权。国民政府中央内部、地方与地方，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共产党内部也不例外，多次路线斗争几乎葬送了中共事业。某个派别在争夺政权失利的情况下，面对外国人的威逼利诱，常常选择暂时投降或与外国入侵势力合作的道路。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一个日本人一条虫，三个日本人一条龙。想当头自重的野心家太多，捏不到一块是关键。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民族凝聚力尚未形成和巩固。在日本策划下， -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的成立客观上麻痹了民族斗志，分化了国家力量，消弱了抗战合力，催生了“汉奸”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二、政治派别之争造成爱国无据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国共从各自利益出发，明和暗斗，相互拆台，形成政治双核结构，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两党各自拥有自己的队伍，军队成了党争的工具，内忧外患，国民政府无暇照顾经济，人民成了内斗的牺牲品，生活艰难，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多次搞内部摩擦，诸如皖南事变等企图排除异己，客观上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失望情绪。而由于历史上胜王败寇改朝换代，多次外族入侵入主中国，也造成了不少国民良禽择木而栖、逆来顺受、跟谁都一样的墙头草心理，只求共利各为其主的正义虚无心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历史上不少南迁的客家人，就是对外族入侵采取逃避态度最终又不得不与异族合作的人，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民的另类性格。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或某个民族，没有国家大局。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而在惩治汉奸方面往往姑息迁就，不了了之，甚至为了集团和眼前利益给某些汉奸人物以新的进身机会，从而使他们在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采取“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态度，而曲膝投敌。如原韩复渠属下的吴某，多次摇摆变节，先后在韩、蒋、日伪间变来变去，最后又投诚解放军居然还能于建国后任高职。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群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城市工商业凋弊，就业机会少；农村地区土地问题农民生存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少人把为日本人做事当作就业渠道，也合情合理，有奶就是娘，端谁的碗属谁管吗！直到今天，那些不择手段贪图私利在和平时期还没着良心违法经营参杂造假的老板们和信仰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窃据高位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如果一旦危及生命和生存，当汉奸应是别无选择，他们是新时代标准的“汉奸”。

随便提一下，民国用了十几年时间至少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今共和国建立60多年，台海两岸为争正统仍明争暗斗，难涉政治议题，仅在经贸上隔靴挠痒，统一依然遥遥无期。现在港台亦比大陆发达，极端西化连当地欧人都不看好的马主义死搬硬套到中国后，也未见比三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强多少，真不知无数先烈的血是否白流？是为国为民而流，还是为野心家作嫁衣裳？近代以来，虽经多次反复，始终未建起一个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释放派别潜能、竞争执政地位的机制，导致政治派别不顾国家大局，为了狭隘的集团利益顽固坚持老子打江山老子坐的反动专制体制，统治者和其他政治派别与人民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你自己的江山自己坐，来了敌人你自己打吧！不是人民不爱国，而是国家不可爱的现象实在太多太多。国家本就不是全民的，执政者没有经过全民授权，官民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一旦面对战争，不是同仇敌忾，而是三心二意，各奔东西。统治者不能容人、不能平等对待竞争对手，导致对立派别前途渺茫饥不择食，借外力以求作为，从而为外人所乘，也是汉奸产生的一个原因。

汉奸现象并非抗战所独有，在历次外族入侵过程中，充当汉奸角色的投降派屡见不鲜，有时政府官员投靠外族的积极性比平民更高。在抗击外族入侵时官民总是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甚至是非颠倒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主战派进行排斥打击。从而使广大人民在抵抗外来入侵时对政府缺乏信心，久而久之，养成了战不如和，忠不如奸，为国不如为己的另类民族性格。

中国不是汉奸多，而是狭隘专制自私误国逼良为娼的的内奸巨政多。像华盛顿那样为了政治进程功成隐退，像孙中山那样为了国家民族统一甘愿让位的少，为一己一集团一党一主义之私不惜丢掉人格祸国殃民打内战的所谓“政治巨人”多。弄的山头林立，人民无所适从，难辨善恶。汉奸多只能怪腐败无能专制愚民失信的反动政权。

三、中国与周边间融合的趋势动力

日本和中国本是邻邦，自古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诸如徐福东渡之类关于中日间的传说，使中国人对日本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东亚，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古时日本学中国，图“定都长安”融入华夏，近代中国学日本，想振兴中华。在追求近代化道路的过程，维新者革命党人都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对日本有亲近感。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据说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也不是一无是处。抗战前国人对日本人大多并不反感，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首开东方人战胜西方人的神话，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

从北魏、元、清等历次外族入侵入主中原来看，对于大中华开疆拓土和民族融合强大，促进周边进步都起了比较正面的作用。以清政府为例，除了在末期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外，其统治相比内地政权开明温和，据说税赋也较低，不然很难在中原立足获得亿万中原人认可。从而使中国人在对待外来势力和政权上易于合作，有了不盲目排外的开放性格。从这个角度说，有些“汉奸”或许并非真的汉奸，仅仅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之路而已，也许他们是开放搞活的祖师爷。

其实，秦用客卿而强盛，六国一统成一国，是非曲直和内外都是相对的。放眼亚洲乃至世界的高度看，如果像满清等历次外族入侵入主中原一样，日本如果能在侵华战争中取得进展，实现中日合并，我们今天也就不存在美日干预台湾的问题了。蒙古或许也还是我们的。哈哈，转来转去，未来中日韩蒙及周边地区也未必不融合，世界也未必不统一，东亚本就是黄种人的家园，谁又能说将来不会像欧洲那样逐渐走上融合的道路呢？历史告诉我们历次被侵略和抗拒入侵失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融合国土由小到大的历史，人类从部落发展到国家，现在正从小国合并融合为大国或区域，并最终通过战争或经济文化融合的途径走向统一。融合的动力是效率和互利。当然人类越来越理智，在融合过程中，战争手段将逐渐被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所取代。政权都是暂时的，国家民族走向融合才是潮流。

王安石面对政治失意曾发出“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的感慨，残暴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未必就比外来政权好。人民应该有选择政权和国别的权力，这也能促使执政者面对内外竞争约束自己，放弃一己一党一主义之私，天下为公，立志改革，走向开明，不然就要面临丢官失政亡国之险，怎么能不问人心向背好孬都要求人民无条件归属、无条件愚忠爱国呢？用历史的眼光评价历史，才能对我国的汉奸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