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宣泄民族主义？

文/巨岳

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故土、对祖国山河和对人民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独立的基本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精神财富。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无条件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个公民，民族主义是必须具备的重要品德。怎样树立正确的民族主义，还需要搞清楚爱什么国的问题。

“民族主义”，简言之，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 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我们基本上可以近似的等同于爱国主义，既爱祖国主义而非爱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实质是对共同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崇拜，对现实乃至历史上本民族活动区域的家园性认同和守护，有在主体民族主导下日益融合趋同的血缘关系和趋近的生活习俗，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共同区域政治实体的理想、实践和倾向性。

在我国，尽管秦始皇曾经完成了一统疆域，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但由于秦始皇的突然去世，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原来诸侯国各自的民族特性，历史文化，区域认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各地故国情结浓重，各诸侯国贵族乃至平民做复国梦的不少。《史记》记载当时曾出现‘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刻石正是缺乏民族凝聚力的佐证。所以，在秦的灭亡过程中，诸侯国迅速相继恢复，就连陈胜起义也要借助‘大楚兴陈胜王’的复国旗号起事。大多反秦势力都打着诸侯的旗号。诸侯国仍然是一群很有号召力的记忆符号。秦始皇点燃的统一火种随时都有彻底熄灭的危险。可见秦始皇只是作了形式上的大一统的尝试，仅作了个统一的外壳，并没完成民族和文化融合，文化历史和血脉没有认同感，没有形成稳固的“秦民族”，尽管区域上统一了，但大家貌合神离，诸侯国的区域观念强烈，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大一统。有些史学家过分迎合政治口味，蓄意夸大秦始皇对华夏统一和大中华的形成的贡献是不科学的。

幸亏随后的诸侯纷争没有延续太长，汉高祖刘邦就完成了汉的大一统。经过以后近400年的两汉统治和融合，才将先秦众多民族融汇成了共同认同的同文同种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并基本稳定了共同的活动疆域，传承了先秦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有了相互依赖荣辱与共的亲和力。所以汉代的统一既有统一的外壳——疆域，也有了大致认同的内涵——历史文化、血缘和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也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国家强大民族团结的代名词。所以自汉以后，统一的火焰就生生不熄的在国人心中燃烧着传承着。从而保障了中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承有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动力和情结就是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直到今天，我们90%以上的国民仍然乐意称自己为汉族或汉人。可见汉朝对中国的统一和后来大中国形成的贡献才是奠基性的、无可比拟的。后世历代国人认同汉民族的称呼就是对汉朝这种贡献的尊重和认可。

以后尽管不断演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有新的民族加入融合进来 ，但基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图腾，活动的基本区域大致稳固。割据的想恢复一统，一统的图谋巩固，外来的谋划融入，变小的图谋复疆。诸如北魏、元、清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适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政策。其趋势是大区域的统一，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融合。使汉民族逐渐在文化历史和血缘诸方面不断丰富，成为疆域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的开放民族。事实上汉族一开始就是多民族互相融合的共同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私有符号和财产。今天的汉民族与汉代形成时相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历史都已大大丰富，蕴含了众多古今民族的血脉和文化。使“汉族”越来越成为开放性的世界民族的熔炉，众多民族共同的符号，是今日中华民族的骨干内涵。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基础、动力和情结，才使广大仁人志士有了关心故土，关注民生和政治的的责任感。正是因为大家共同拥有一个符号，一个生存空间和利益攸关的活动区域，才使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与每个人及家庭的命运戚戚相关，从而使大家共同关心国家命运，过问政治成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并行成强大潮流。这个潮流力大无比，对内可调理气血，对外可抵御外邪入侵。一旦内忧外患，受民族激情驱动，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反动统治或抵御外辱，都是合情合理的正义之举。这些既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也是政治纠错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否则如果一味强调对统治集团的盲从才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么，过去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就要受到质疑。历史将难以前进，政治将难以进步，统治者胡作非为而难以得到矫正。由此看来，集中体现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之‘国’是指祖国，而非具体国家或集团，爱国主义既是跨时空的，也是具有独立政治人格的，它不屈从于任何政治集团，而对统治集团的方针政策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行规范和矫正，对政权和执政集团进行优胜劣汰甚至改朝换代。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抵抗外辱方面，更多的是体现在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上，与民主一样具有政治纠错功能，决不是对统治者的盲从。

但是反动统治者总是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看做洪水猛兽，希望偷梁换柱，加以功利化，庸俗化，将其引伸为对外不对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或者变作自己任意支配的附庸，唯恐伤了自己。更想如对牛马一样将其驯服，按自己的意志为我所用。他们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时代性，将爱祖国变成爱具体的国家或朝代，将爱祖国主义变成爱国家主义，以便让国民见利忘义，丢失原则，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丧失纠错的斗志，对政治弊端视而不见。试想如果强调时代性，在什么朝代爱什么国，或者爱统治集团才是爱国主义，那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被推翻都将是不爱国不合理的，海外华人只能对当地政权谈爱国，否则就是有失人臣之道。孙中山领导推翻满清，我党推翻蒋家王朝都会被定性为不爱国。这显然是慌唐可笑的。因此，任何政党团体和执政者将不同政见者说成是不爱国，要求人民盲目愚忠“爱国”， 与其“保持一致”无条件服从自己，以淡化纠错功能，逃脱人民监督，企图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化为某政治利益集团的附庸和私有财产，都是狭隘而有害的。是对人民政治甄别权和选择权的无理剥夺，必将导致国家和民族政治僵化，统治者理念落伍甚至被淘汰。事实上对国家和统治者保持先进性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与封建忠君爱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必将导致民族性格的麻木，塑造奴性民族，并使人民对腐朽统治和民族压迫逆来顺受。一旦遭遇外来入侵和腐朽统治，人民将不加抵制，甚至卖国求荣，亡国灭种在所难免。有人探讨华夏为什么汉奸多？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古代多次反侵略失败和忍受民族压迫，应该说都与统治阶级倡导愚忠，宣扬“忠君报国”致使民族性格麻木不无关系。历次农民起义因不满政治理念的少，因天灾人祸为求生存揭竿而起的多，与其说是起义不如说是屡遭封建精英利用的求生运动。

因此，如果统治者强行剥夺人民的甄别和选择权，要求人民盲目愚忠爱国，甚至惧怕民族主义，这样的统治者就是腐朽专制和反动的。

当然，如果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大政方针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本身就是对民族爱国文化的丰富，人民的民族爱国热情自然就与统治集团和谐互动，自觉与执政者合作，产生创造伟大时代的强大合力。但这与统治者强行要求人民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移情自身，将民族主义爱国热情变为对个人或集团的崇拜是两码事。

爱祖国是自觉的无条件的和义务性的，而对政权或统治集团的爱则是有条件的，爱不爱政权或集团，爱哪个政权或集团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理智选择的。并且这种选择往往更能体现民族爱国热情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有时只有不惜冒杀头的危险，才能足以展现民族爱国气节。

可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之爱国是爱自己的祖国而非爱某个政权或政治团体。这个“爱”既有对家园和疆域的维持，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也有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及面对。任何政治集团以对自己效忠与否作为衡量民族主义和爱国与否都是虚伪的，狭隘的。就现实而言，大家喜欢在这片土地上演绎健康向上清正廉洁为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剧，决不欢迎上演腐败荒诞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治闹剧。一旦大家发现统治者部分或完全不代表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或没能力代表这些利益，人民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当然有权鞭策、干预乃至将其推翻。这既是爱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邻国之间发生领土主权纠纷在所难免，领土主张出现交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们既要严正维护领土主权，又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合理诉求，将心比心，理智地平等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国与国间的争端，不可超越平等原则，唯我独尊地对待邻国，更不能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试想，如果在两国主张出现交集和争端时，都搞唯我独尊各不相让，不惜代价地志在必得，岂不事无巨细都要兵戎相见？国际环境还能安宁吗？这既不符合国际道义，也不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因此，在处理国际间的争端时，既要有原则性的坚持，也要学会适度的灵活性，必要时还要妥协和让步。只要是合情合理的，老百姓应该对政府的外交举措加以理解和支持。

在诸如钓鱼岛争端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华儿女以各种方式展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是合情合理的，正面肯定并讴歌民族激情，支持群众爱国诉求、乘势向国际表达诉求，是我们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应有展现。当然也应警惕不法分子乘机作乱，更应警惕诸如我市有的地方就打出“宁愿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这样的口号是不计后果不计成本的“民族主义”，有的砸日产车，甚至冲击日企，搞打砸抢，蓄意制造混乱，是不折不扣的假爱国真祸国主义。对此，应教育群众保持高度警惕，与他们划清界限。政法部门关键要坚持依法治国，鼓励正常的合理文明的民族情绪发泄，依法打击暴力行为，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做到方寸不乱。坚持及时发布事件真相，让群众明白，避免误导将民族激情演绎生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