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凡事是要讲“成份”的，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有“标签”，在城市大多由民族资本家、小手工业主、职员等组成;在农村，大都由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组成。

当今中国的富豪家族(也就是过去的资本家或地主)主要有六大人群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浙江商人、广东商人和福建商人。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过几十年的逐步积累、滚动，形成了庞大的财富家族。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比较充分的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大概要数万象集团的鲁冠球和娃哈哈的宗庆后。虽然两者在创业之初都挂有队办企业或校办企业的“帽子”，但基本上属于独立创业，艰苦起家。万象集团主要做汽车配件，娃哈哈主要做饮料，这两个领域都属于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

这类富豪的特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这类人中最为典型的要数TCL的李东生、联想的柳传志以及青岛双星的汪海。

李东生本为惠州市政府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联想本为中科院下属的企业，柳传志通过一系列改革，使管理团队成功的拥有了股份，并最终掌控了企业;在青岛，汪海也是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资本，起步比一般人高，信息比一般人多、资金也比一般人雄厚，拥有的社会资源超过了一般人。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产业等。在房地产暴利时代，房地产行业也多为红色家族所钟情的产业。

红色商业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荣智健从北京到香港，依靠祖上在香港工厂入股的红利开始创业，很快便发展起来，曾几度登上中国首富的宝座。



其四为灰色家族。这类家族多半靠涉黑、涉毒、涉黄、涉骗等起家，积累一定资金后，通过正常商业活动将黑金漂白。比如***181***家族靠走私发家，在他的家乡福建许多人靠造假药起家。又比如广东，有许多人靠诈骗发家。发家后多半靠政商勾结扩大经营规模，甚至动用黑金将自己的身份染红。如重庆打黑风暴中，落网的黑社会巨富中就有人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
其五为巨贪家族。这类家族中的核心人物大都握有公权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类人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广东某市的女市长，其家族拥有巨资20多亿，大多为权钱交易所得。此外，近年来落马的众官员中，许多人的家族成员都在经商。这些人中大都想法设法在海外设立机构或家族中有人移民海外，一有风吹草动便可伺机而逃。

不光官员，国企中也有许多人身价不菲。如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贪污近两个亿，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家族成员致富。

其六为新型知识富豪。这类人群大多拥有高学历、且有海外留学背景，所从事的大多与新科技有关，属于国企尚未顾及或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

这类人群以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为代表。

上属六大富豪群体是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富豪群体，并对中国未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尽管从目前看，这些富豪群体还不足以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他们极有可能对某些产业政策的推行和限制施加影响。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不少家族企业已经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中国古代有“富不过三代”论。而在发达的商业社会，能够持续三代的实属不易。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他们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

政商关联，不论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东方的日、韩等国家都相当的普遍。

在古有“皇亲国戚”横行、近有“四大家族”遮天的中国，富豪们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问题。

如何防止政商勾结、如何防止富豪家族利用已有的资金伏势垄断某些行业和产业，进而在客观上阻挡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结盟。

在中国，若要防止富豪家族形成事实上的家庭势力垄断，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借鉴。

在这里，尤其需要提醒富人们的有三点：一是提倡共同富裕是中国的国策;二是“不患贪、患不均”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习惯，而思维往往会决定行动。三是与“打土豪分田地”等激烈的革命形式相比，征税和慈善这两种“均贫富”的办法相比而言要温和渐进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