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幌子的后面   杨十郎

忽然又见到暌别近60十年的、鲜红的、响亮的、曾经热门的、十分政治挂帅的、令人激情向往的、给过中国人民酸甜苦辣的“召唤”——不过这回只是针对少不更事的少年，呼唤他们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莫非我们的政要受到了美国校车的启发。美国校车的安全系数很高，不单它的鲜艳的颜色引人注目，它的坚牢度与各种安全参数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的理念是：也许这校车里，说不定就有一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呢！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没有桥梁不能上。”——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髦口号。不过“社会主义大草房”“公社吃饭不要钱”“两个月实现共产主义”一下子就因饿殍遍野而烟消云散了。今日的少年已不知“公社”为何物了。

但这回的这个“召唤”，不免使人想到十分传统的招摇于市的劳什子：幌子。幌子在酒肆前，在商铺的最显眼处总是飘摇的引人注目的，用意是招揽过客，但往往又名不符实。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究其创始人的初衷，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据《共产党宣言》的描述：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他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不过这是在生产高度发展（按：不是发布票、粮票、油票限制消费）、社会高度文明（按：不是人与人之间充满高度戒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七斗八斗之时）、充分的民主政治（按：不是如果谁反对了谁就砸烂谁的狗头的现实），政治已从对人管理变为对物的管理的大环境下（按：过去几十年里，人民感到的政治是一种明显的暴力）。管理者是真正的社会公仆，不再是社会的的主人（按：所谓父母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一种社会形态。它的存在、灭亡和发生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无论哪一种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死亡的（按：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未发挥殆尽。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有名的信中就强调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这已为历史所证实。当今一直坚守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克里斯托夫·金著有《美国，还是第一》，罗柏特·赖克著有《超级资本主义》可资参证。）；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不会出现的（按：在苏联与中国兄弟的胞胎里都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专制的各种元素，包括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死精子还没有与历史的卵子形成受精卵，苏中两国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宣布孩子已经诞生了，而且还兴致勃勃做着满月酒，多少岁多少岁生日酒，真不怕马克思长长的一声叹息。）（引文见《马·恩选集》第二卷P83）用这种标尺去衡量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还没有八字的一撇。也许连影子还看不见呢！

邓小平其实很清楚这一点，他只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聪明地避开了姓资姓社的问题。声言：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们当今的政客与准政客的许多论述，按杜光教授的说法：“迄今为止，许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著作，只是美化我们现在的经济政治制度，把它条理化成社会主义制度”，并名之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使我想起《莊子·胠箧》中的“盗亦有道”的调侃来：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適（啻）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徒为大盗者，天下未有之也。”

大盗具有智、仁、勇、义，他是盗中的大哥大——用今天的话说，盗圣要能准确地估计室内哪里有信用卡、金银钻石，这个案子作不做作得，带头首先入室，逃跑时又自个儿殿后，分赃物又不自肥。莊子的幽默真真大大地嘲弄了一下“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

     杜光教授的概括：“放眼今日中国，经济上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权贵资产阶级仍然占有半壁江山，数以万计的劳动者依旧处于无产无权的雇佣地位；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党大于法，党高于政；民间弥漫着个人迷信，奴隶主义，唯权唯钱唯上，公民意识成为稀缺的社会资源。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如此盛行的社会现实，证明我国远没有完成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杜光文存》第38辑）这样的社会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

    在一个只有虚无的云团的地方，根本还谈不到当班的地方，我们某些政要却大呼大叫让今日的少年去接班，去当接班人，这恐怕是当今天下的第一大笑话。比起时下的非法集资者许诺的高回报，非法传销的高收益都还略逊一筹。堪与比美的恐怕只有在我们对火星知之甚少的情况下，某人就火急火燎的招募起火星居民来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