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绑架伎俩      杨十郎

十几年前逛书店偶然瞧见一本有独特视角的书，该书把共产党革命成功的种种手段与今日商战相对照，头头是道。比如无穷无尽的宣传（当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宣传是从一党之私的狭隘出发），比如排山倒海的运动，比如用大量敌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的心腹，窃取情报等等。受此启发，我以为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艺术者，说穿了就是诡谲的伎俩而已——善于利用美好概念的绑架是其一也。

先说愚弄式绑架。

共产党第一是绑架群众。他们看准了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威力。（按:古斯塔夫·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说群体“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血腥的狂热，转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中国大跃进中煽起的狂热就不乏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虽然夜战、深挖、大炼钢铁中不免透者奴性的盲从，虽然它与中共瞎起哄不无关联。“文革”的狂热所煽起的造神运动，泛起人性中的劣根性也可见一斑。）于是欲擒先纵，给群众一个尊崇的定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和跋》），“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毛选》第三卷P九三六）。作家、翻译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放到群众中去接受“再教育”，这群众就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及农村的贫下中农。这些知识精英（他们好些人精通几种外语，在各自的相关领域都是专门家）“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间全偷光”，“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当地习俗，厕所没有遮拦，杨绛和阿香编了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是“一个很漂亮的门窗”，“谁知第二天清早，门帘已不知去向”。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去向这样的贫下中农学习的。但在中国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却真的出现了冲在前面的“英雄”——这就是“群众”。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运动中，上海的工人与北京的居民大妈可以义正辞严、气宇轩昂地口诛口伐。于是，中共可以宣称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虽然这些“人民”并不知道什么“三十万言意见书”，什么主观战斗精神，什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界里的宗派主义。他们也不明白什么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却当了一回“英雄”。他们此时才悟到原来他们“先前阔”——像阿Q一样，现在正该阔起来。

但是中共要的就是这种运动气势，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感觉，并不是要群众真的明白什么。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还提到，这一群乌合之众“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该书P21）。以“文革”为例，中央并没有下发某项红头文件说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并没有说要红卫兵小将冲进中南海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把中学校长、主任都戴上高帽子甚至拳打脚踢至死。据统计：1966年8月19日至9月末，四十天的时间里，北京市打死了一千七百多人，抄家三万三千六百多户，赶出北京的地、富、反、坏、右，有八万五千多人。（黑雁男：《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P108）群众的这些行为都源于中央党魁的暗示：中国有暗藏的赫鲁晓夫，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会遥相呼应······“群体是一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乌合之众》P20）.于是，我们的“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完全可免责。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但我们曾多次地掀起挖资本主义根子拔资本主义苗子，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和前苏联如出一辙。《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前言》就说过：“斯大林甚至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找到了不断生出的资本家。”雅科夫列夫总结道：“布尔斯维克出色地利用了奴仆般激情和奴仆般的俯首帖耳的芸芸众生的庶民心理，无论夺取政权和夺取政权之后都是如此。”（同上书P75）中共同样利用了群众的愚昧绑架群众，利用乌合之众的奴性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其次是光荣的绑架。

帮闲文人吹嘘说，中国的两会（“人大”“政协”）优于欧美的议会制。非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一针见血：“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应该与时俱进的改为‘全国官商代表大会’，无必要加上‘人民’二字。”

实则，我们的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经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安排产生的。只是“人民代表”经过了先安排后选举这个环节。当局告诉代表委员们：你们是“光荣的”（前些年代表去参会，还要戴上大红花）。几十年来一共当了十二届“人民代表”的申纪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她被称为“化石级”人民代表。她骄傲地说：“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她光荣，她骄傲。上过天安门与毛主席握过手，到周总理家做过客，被江泽民称为“国宝”。但网友则说：她玩弄的是整个民族，洞穿的是道德底线，摧残的是心灵守护。就这么一座被中共塑造的“贞洁”牌坊，凭她享受到的“光荣”效应在改革开放年代当上了山西申纪兰公司董事长。这样的“光荣的”代表绝不会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需求，如何完善国家制度的大问题。借用（法）雅克朗万埃在《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中的说法党挑的是“作为不以‘思想’为乐趣的”代表去参与大会的。这和前苏联是一个模式“让那些对肤浅地了解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没有的人卷入重要政治问题的讨论。”（《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P76-77）代表参加会议仅仅是政府要他们去走完一个程式。

这问题局外人是很敏感的。日本的青年学者加藤嘉一，他在中国留过学，教过书，对中国社会很有体察。他说：“两会”是运用被统治者缴纳的税金由统治者举行的会议。它为的是什么？代表人民的会议，拿道理和正义来讲，正是最应该体现两者（按：即政府和人民）健康互动的场所，而不是应该为开会而开会，为走完程序而走完程序。（加藤嘉一：《中国的逻辑：一个日本青年所看到的》，中国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P79）

多年来两会解决了什么大问题吗？没有。说到制定新闻法，几十年了一直没有着落。到头来还是中宣部说了算。给“89·64”平反，始终不敢涉及。什么套话、空话都能在此集大成。

最后是合作式绑架。

中共对外宣称的是我们没有反对党。我们是多党合作。几十年来就凭着“合作”把八个民主党捆得服服帖帖。市以上都有民主大楼——就是在一座楼内安置民盟、民进、民建、农工、九三、台盟、致公、民革八个民主党的场所。民主大楼的入口处的走廊上用规整的美术字书有中共的十六字箴言：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这金碧辉煌的大字就其手段而言，可以说是“合作”式绑架；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不折不扣的“指鹿为马”的2·0版。

《史记·秦始皇本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言鹿者以法（按：说了真话的都逃不了赵高的陷害。）后群臣皆畏高。（《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书局版P二七三）

我私下里问过几个每天出入民主大楼的民主党干事：你们谁履行过监督共产党的职责？众皆默然。以为我是外星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互相监督”不过是明目张胆的政治牌坊。各级共产党员都不敢监督党，你以为你个民主党长了三头六臂，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你不明白共产党现在提倡的“看齐”意识么，反对的是“妄议”。本来八个民主党内有中央监督机制，对这机制，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解释道：民盟中央监督委员会没有对外监督的职能，只是看执行章程时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涉及对违法乱纪的处理。——原来监督委员会是监督自己的。

十六字箴言作用有二。一，每天过路的民主党干事，见惯不怪。知道这是娱人耳目广告语，就视若无赌。不把它当回事。你说“鹿”是“马”，就当它是“马”吧！二，如果你良心未泯，还要计较一个“是”与“非”。心中不免嘀咕嘀咕，但又不敢形于色，只能隐忍又隐忍。结果是两条路，或像某杂文家因抑郁而自杀；或长此以往，一种奴性意识就把你潜移默化了。要不，你就不要端体制内赐你的“公务员”饭碗。（民主党派的这些坐机关的办事员都是钦定的国家干部，最低的是科长级有的已混到县团籍的份上。）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有言：1957年反右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不敢批评党的政策。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那十六个字的后四个字“荣辱与共”，你共得了么？“伟、光、正”有你的份吗？就是“辱”你也无缘分一杯羹。十八大以来揪出的大、中老虎有一个民主党派的人么？没有。无权也就产生不了腐败，落得一身清白。你到不了河边，也就没有湿鞋的机会。

话虽如此说，但八个民主党与中共“合作”得正起劲呢！每年都有新成员加入进去，陷于“合作”的绑架中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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