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陶东风    2016-06-04 21:25

    由杨绛先生去世引发的知识分子责任的争论还在继续，其最新版本就是徐贲和张鸣之争。徐贲几天前发表了《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很快，张鸣就写了争鸣文章《徐贲先生，我没有你说的勇敢》。

    徐贲的文章是从反驳一种观点开始的，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义务为遭受不公者说话”，因为替“遭受不公者”说话并不是一个人的义务，知识分子也一样。而徐贲认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虽然也是属于公民权利（但是在一些极为不正常的社会，这种沉默的权利其实也是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的），但毕竟没有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对知识分子而言尤其如此。徐贲联系康德的“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认为“完全义务”是指不去做“违反普遍法则的行为”（不偷盗、不杀人），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道德底线之下”的事情；而“不完全义务”指的是：这件事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尤其是在做了会有麻烦的情况下），但是做了就能体现你的道德高于一般人，表明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联系特定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徐贲认为，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到同事或熟人被罗织罪名，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受尽屈辱，甚至家败人亡的时候，如果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那就证明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甚至“勇敢的人”，是在尽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完全义务”。反过来说，你不站出来“喊冤”，也不能说你触犯了法律或降到了道德底线之下，但你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即使冒着危险也要进行抗争，这是一个人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

徐贲还指出，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参与或不参与的选择权利，其先在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利，他的沉默因此其实不是自愿的选择，比如在一个说真话要被处死的时代，他的沉默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迫不得已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悖谬的说法，因为迫不得已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张鸣是怎么说的。在《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中，张鸣写到：“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 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举例说，像林昭一样的尽到“不完全义务” 的勇敢者很少，大右派中拒绝低头认罪的很罕见，拒绝检举揭发的也不多，原因是环境实在太过恶劣，也就是说：条件不存在。这样的例子张鸣举了很多，其实还可 以举得更多。张鸣接着写道：“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 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最后的结论：“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 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总之，徐贲的“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

下面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徐贲和张鸣不是在一个层次上谈问题。以我对徐贲的了解，以徐贲的经历，徐贲对当年形势之恶劣的了解不会少于张鸣，对当年那些选择 沉默的知识分子，也并不缺少“同情之理解。”徐贲不是要求大家都学张志新或林昭，都要像她们那样勇敢，他只是说林昭和张志新这样的人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人， 但不是说选择了沉默的人就不是人。其实，林昭和张志新之所以令人敬仰，恰恰就是因为张鸣先生反复强调的“形势”之恶劣。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时就存在张鸣 说的“条件”，她们所做的就不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很普通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徐张之争可以这样概括：徐贲说一个选择“不完全义务”的人是勇敢的，值得敬佩的；张鸣说，考虑到特殊的形势，不选择“不完全义务”的人也是可以 理解值得同情的。他们的观点矛盾吗？我觉得一点也不。不但不矛盾，两者其实还可以互补：徐贲先生想必同意：虽然在黑暗时代仍然选择抗争的人是勇敢和可敬 的，但选择沉默乃至苟活的人也无可厚非，因为环境和形势实在过于恶劣，因此我们首先要谴责的是环境，首先应该做的改善环境，使得抗争的代价不至于太高；同 样，张鸣先生想必也同意：尽管在恶劣的环境和形势下选择沉默乃至苟活是无可厚非的，但那些仍然选择抗争的人——哪怕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是勇敢、可敬的， 他们更加值得我们敬仰。因此，在环境仍然不如人意的情况下，歌颂和赞美这些勇敢的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和稀泥，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差别。因为显然，徐贲更多强调的是选择沉默——即使在恶劣条件下——的消极后果，比如导致犬儒主义的蔓 延，而张鸣强调的是选择沉默的客观环境，虽然他也不会否定这样做的消极性（我坚信是这样）。但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我们首先应该谴责的是这恶劣的环境，都 应该与这恶劣的环境斗争。徐贲文章中已经提及但没能充分展开的一点是：他和张鸣谈论的都是不正常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实际上是不存在选择的，这种不是选择 的“选择”其实是评价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语境：张志新和林昭的伟大是因为这个语境，而钱钟书和杨绛的值得同情之理解不也因为这个语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