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柯华庆    2016-01-29 09:08

编 者按：中国近现代史上，宪政本是一个重要话题，被许多知识分子所讨论。1949年建政之后，尤其是文革十年，宪政是一个高度敏感话题，一度从主流舆论销声 匿迹。改革开放以来，宪政的讨论再次升温，尤其是在政治改革日益成为当今中国最需要直面的改革的背景下，宪政已经成为舆论场左右之间撕裂很大的议题。宪政 的本意在于限制权力，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在历史上被认为是避免暴政的利器。从这个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具有普遍性，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考虑到每个社 会的条件不同，对于宪政的接受度不同，为了最大化减少政治转型的代价，宪政的推进或许循序渐进更好。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的文章《破除宪政姓"资"姓" 社"的雾霾》，依自由主义理论而论，未免有些保守，但考虑到当下中国政治现实，也许值得讨论。我希望这篇文章是一个开始，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都希望有更多 朋友一起来讨论宪政，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长久君主专制历史、内部情况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家，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转型。

邓 小平南方谈话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四个春秋。南方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当 前，在全民学习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下，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仍然振聋发聩。我们为什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停滞不前？根本原因在于宪政到底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困扰着我们。宪 政到底姓“资”姓“社”？我们能否有适合社会主义的宪政？这个问题不解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都是空话，2020年基本制度定型也都 是梦想。

假如邓小平再次南巡，他会对政治体制改革说出什么话？这样的假设具有诱惑性，但不现实，因为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十九年了。2012 年12月7日，习近平上任后离京视察的首选地是深圳，11日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习近平感概地说“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 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中共能否开启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关键在于能不能进一步解放 思想，破除意识形态迷信。我们可以设想习近平在北京发表类似于南方谈话性质的讲话，驱散笼罩在北京政坛上空的雾霾，也许这个梦想的实现并不遥远。

为什么我们走不出姓“资”姓“社”的雾霾

我 们为什么走不出姓“资”姓“社”的雾霾，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混淆了价值与制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区分了作为目标的价值和作为 手段的制度。邓小平提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改革开放的目标和价值，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明确了社会主义价值，邓小平得出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只是手段的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 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 济手段。”区分了目标和手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手段就是完全开放的：“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 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南方谈话驱散了长期笼罩在经济改革领域的雾霾，然而政治体制领域的雾霾严重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类似南方谈话一样的“北京讲话”。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雾霾体现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严重混淆了普世价值和普适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为国际社会和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所耻笑。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因为中国人也是人，自然有作为人的共同属性。世 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向往自由和民主，哪怕现实中还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还要鼓吹这些人尽皆知的东西呢？问题的答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 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适制度”，即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等制度。由于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几乎不存在普适制度。即使目标相同，由 于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制度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在认同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他国推销所谓的普适制度。宪政是宪法下的政治，是从最高法律 层面给予现有政权合法性，宪政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所有政治活动都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宪政的内涵是通过适当的政治架构来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这样 的普世价值几乎为所有文明国家所认同。正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各个国家所采取的具体宪政制度千差万别。不仅有民主立宪制，也有君主立宪制。日本的君 主立宪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不同，即使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明治维新时期的与昭和时期的也有天渊之别。

我们要走出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雾霾， 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在确定根本价值的基础上就可以采取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制度。邓小平时代所进行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 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实质上都是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价值，甚至于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已经发生和必然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判断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四个有 利于”：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增进个人的自由幸福、是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否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本质 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自由。现代文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有无宪政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宪政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 和应该有宪政。宪政只是政治手段。

(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