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深层次的问题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

  二是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酮和鲁迅！

戊 戌变法失败后，谭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酮拒 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 “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酮、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酮、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 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 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 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 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 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 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 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次年的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在任“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 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 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 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 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 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作者:辛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