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生涯：从啃“天书”开始

        当我把白底红字的“南开大学”校徽戴在胸前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特意跑到校门口照了一张相。全新的环境，全新的生活，的确叫人感到亢奋。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有点无所适从了。原因很简单，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而所学的知识又太深奥了。
        说句实在话，没上大学时我还知道点哲学常识，但从未接触过政治经济学，根本不知道这门学问研究的是什麽，而我上大学所学的专业恰恰是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开始便是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计划学时为一年。从此，我就象啃天书一样，学起了《资本论》。什麽商品、货币、价值、价格、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剩余价值 ......  这些抽象的名词、概念整天充斥了大脑，搞得人头昏脑胀。其实，感到为难的不仅仅是我，大多数同学也都如此。闲暇之时，同学们相互调侃：这“天书”读起来都这麽难，想当初咱那“老祖宗”不知是怎麽写成的？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上学伊始，我却从未想到过这些，只是考虑到家中几代人出个大学生是多麽的不易，而上大学的过程又是多麽的艰难。所以，自己暗地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来！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学习自然而然非常刻苦，每天晚上几乎没有十点以前就寝过。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 ......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重复这“四点一线”。慢慢的，自己也就适应了这种学习环境，“天书”也“啃”的有些滋味了。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着我们。用“生不逢时”来形容或许有些太过，但在人生的旅途中，确实是每走一步都比较艰难。初上大学，我们曾经为自己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而沾沾自喜，但不久就发现，在大学里幸运也并不总是伴随着我们。
        ――1973年末至1974年，学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清楚，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四人帮”用来为自己脸上贴金，进而达到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阴险目的而进行的一场闹剧。在大学里长时间地开展这类运动，肯定要挤占大量的学时，而最终受害的，也肯定是我们，这是不言而喻的。
         ――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暂告一段落，继而又开始了所谓的“评水浒”运动。而这场运动包括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仍然是“四人帮”玩弄的鬼域伎俩，也是他们肆虐达到顶峰的时候。
         ――1976年，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多事的一年。这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溘然去世，紧接着爆发了“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来又发生了朱老总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以及“四人帮”倒台等一系列自然与非自然的事情。
        在罗列的上述历史事件中，我们基本都直接参加或参与了，尽管有些是情愿的，有些是不情愿的。但从中可以看出，在我们上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被耽搁的有多少。我们这代人本来已是被耽误的一代，而在我们求知欲望最盛并竭力想追回一些流失的岁月之时，却又无端地被剥夺了这种权利，逆反的心理便油然而生。于是，我们想方设法逃避种种“运动”，而图书馆则是最好的去处之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可以说是我们当时心态最好的诠释。其实，对“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不仅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有抵触情绪，就连南大经济系的老师们也反感至极。所以，课程安排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以致我们能够在学制所规定的三年期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哲学、中共党史、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英语等。
        说起当年的那些老教师们，颇令人感动不已。在当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下，许多人依然我行我素，授课时该怎麽讲就怎麽讲，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五十年代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钱姓老教授。这位老教授给我们授课的内容，恰恰是与其姓氏有关的货币理论。钱教授讲课从不带教案，每次仅挟两支粉笔，授课内容往黑板上一写，到背双手倚在黑板旁便侃侃讲来。他的语言幽默诙谐，授课内容通俗易懂，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毋庸讳言，大学三年的学习为我们毕业后走向社会的确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多少年后，当我们步入中年并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之时，我们从内心里由衷地感谢这些老师们。只是，当年教授我们的这些老师，如今多数已经作古，其中不乏国内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