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命

      假如不是怀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雪，假如没有那些冰雪下长眠不起的英魂，假如没有父亲那殷殷的目光，做了22年医生的毕淑敏，今天说不定仍一袭白大褂，脚步从容、满脸微笑地做着她的内科医生。

　    1987年，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在四周雪白、散发着药气、时有病人进出的屋子里，她拿起了笔，写出了那部惊动世人的处女作《昆仑殇》。那一年她35岁，已是标准的“文学中年”了。

　　电话打到她家里，一个非常柔和的女声：“我是毕淑敏——”。及至见面，一脸真诚和善，话题也就自然展开。

　　“看您的作品总觉得比较大气，一扫小女子的铅华与造作，这与您的经历很有些关系吧？”我开门见山。

　　“医生对我的规定性非常大。医生需要非常冷静，哪怕病人绝望时，也不能情绪用事。医生和作家都需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不能容忍一个作家没有责任感。创作有时需要进入一种与现实相疏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做好医生的。所以我放弃了医生，正是因为对医生的尊重。当然医生的想象力受到限制，那些极为荒诞、夸张的情节，我可能做不到。”说到这儿，她一脸郑重。我恍然明白其实在她心里医生是第一位的，而作家给予她的所有荣誉都不及一个医生的天职。

　　“前段时间您和梁晓声一起获得了“新华文摘‘双星’文学奖”，您怎样看待获奖这件事？”这样的问话我自己都觉得很愚蠢。

　　“写作是暗中操作的事情，获奖可以使人注意。这次获奖是读者评出的，我很看重，也很受鼓舞。但鼓励和批评都是非常外在的东西，思想达到的高度、文字驾驭能力和对生命本质的看法，决定了作家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而不会受获奖、批评的影响。”她能把一个寻常问题回答得如此有趣味，我释然了。

　　接下来，完全是聊天了，我相信她所有的回答都是我想要的：“听说您不怎么看电视？”

　　“是的。电视语言非常大众化、生活化，如果一个晚上连续3个小时受太随意的语言的浸泡，难免自己不受影响。而读书就比较主动了。”

　　“您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喜欢什么名著？”我当时正做着有关读书的栏目。

　　“与一般人相比，我看的书可能比较多，比如经济领域的、文学名著、妇女研究方面的、有关网络的、各国风土人情的等等。手头上正看的有美国一位女权主义者写的《生命之泉喷涌》，《股市风暴》，还有哈佛大学一位心理学博士写的《飞天的感觉》。这些书我看得都非常开心。名著方面，我比较喜欢海明威的坚定、有力、简洁的语言风格，张爱玲对语言的感觉和对人的个性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还有鲁迅先生的思想批判的力度，尖刻、深刻，可以说前无古人。”

      “从您的作品中看得出您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家庭，您怎么看待家庭？”

       “女人做事情要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因为女人比较敏感，更容易受伤害。所以女人要多下些功夫把家经营得好一点，达到同舟共济。”

      “您觉得自己算不算是个成功女人？”

       “不知多大算成功。家中丈夫支持，儿子懂事，写作上也很热爱、开心的干，按说也该知足了。但写作上很难有成就感，无论以前的作品如何，新的一篇都必须从零开始，如果不用心或准备不周，仍然会写出失败之作。”

　　“您现在正在写什么？”

　　“我现在正在写一部经济领域的长篇，预计本世纪末写完。《红处方》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天津电视台已拍完了电视剧，估计1998年底可能播出。另外，《水浒传》的导演张绍林已拿到了《红处方》的电影拍摄权。”

　　“《红处方》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吸毒的作品，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涉足这个领域？”

　　“对生命的悲悯之情。很久以来我总在想人是所有生命中最聪明的，但吸毒却是在自掘坟墓，这里面是否蕴含着某种哲学？追求快感不是罪恶，但只有通过艰苦劳动获得的幸福，才是道义上的。而通过化学追求的是伪幸福，实际上是把自己引向地狱。”

　　“您在散文随笔中，似乎多写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

　　“一个人的心灵感受，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不算大，但对一个心灵来讲，就是另一个尺度了。也可能在西藏的最初几年，心灵经受过大的恐惧、震撼而产生过绝望之感，使我更加关注心灵的健康。人在城市只知道什么叫世界，而在西藏，当你真正面对茫茫雪原，才会知道什么叫生命。在亘古的大自然面前，人的生命何其短暂而渺小，与生命本身相比，人生许多不可逾越的痛苦就变得根本不算什么了。我们应该珍惜生命、为生命的发展做点正面的贡献。”

　　“这种生命观和宇宙观是不是从根本上决定着您的创作和行医？”

       “可能是吧。”

　　1991年，当毕淑敏脱下白大褂离开医院时，心里不免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之感”，至今，她的名片上还印着“主治医生”的头衔。“因为有话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

　　不论是当医生还是作家，转换的只是角色，那种对生命的深深悲悯已在她的心里燃起一盏长明的灯，温暖着每一个走近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