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书院的回响

        我们是在傍晚的细雨中来到江西鹅湖书院的。雨中书院自有一种朴素和洁净。没有游人，没有喧哗，只有深沉的静默。撑着伞，每人都抬了头仔细看。似乎唯有保持静默，才能回响起800年前那场思辩的余音，才能体会800年前那些慷慨激昂的心情。

      那场思辨的华彩章节，就像天籁，已经远去，而那思想的深邃却令人深深敬畏。关于宇宙、自我、道义该怎样排序？有没有永恒的秩序可以坚守？这自人类以来难解的哲学命题，也是现实存在的必须解答，今天仍是我们追索的终极，800年前，鹅湖书院揭开了它的序幕。

       在鹅湖书院东边的院墙外，依稀可见一条已经荒废了的古驿道，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就是沿着这条古驿道来到鹅湖书院的。当时的鹅湖书院正处在赣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熙熙攘攘、人流不断。那年三月，吕祖谦先从浙江金华来到福建武夷朱熹的寒泉精舍，二人一起研读周敦颐、程氏二兄弟及张载的著作，编成了《近思录》。五月末，朱熹与吕祖谦一起前往鹅湖书院，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也应约而来。

       在书院墙上，我看到一幅《鹅湖论辩》图：中间两个人站着，身材修长、手拿书卷的该是朱熹了，年轻、清瘦一点的该是陆氏兄弟中的一位了，主考官模样的大概是吕祖谦了，他是这次论辩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态度兼容的学问家。椅子上散坐着很多人，正凝神倾听，表情庄重。“会者百人。云雾聚，一何盛也。”（明郑以伟《游鹅湖及诸洞记》）他们应该是：宜春主簿举进士者刘清之、临川太守赵景明、太平州司户进士赵景昭、泉州安溪主簿何叔京、庐陵主簿范念德、德安府司户进士邹斌等官员，还有当时著名的学者蔡元定、张公庠等。加上当过中央或地方大官、又都是进士出身的朱熹、吕祖谦和陆氏兄弟四个主将，这么多官员、学者竟为一个哲学问题聚在一起，难怪被传为佳话。慷慨激昂的他们在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更为南宋的国运而深深忧虑。

       当时，南宋的政治、外交、军事都处于强大的金国威慑之下，在靠每年向金纳贡维持的和平环境中，却诞生了朱熹、陆九龄、辛弃疾、陈亮等一批思想家、学者、文学家，划出了一道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高贵群体身影，朱熹是其中的佼佼者。朱熹为官10年，办赈济、减赋税、奏贪官、筑江堤，修书院、搞教育，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在皇帝登基大赦令到来之前连杀18个大恶人；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在给学生讲《太极图》，修改《大学·诚意章》，去世前一天，给女婿黄榦写信，以道相托，“吾道之托在此者，吾无憾矣。”第二天中午（庆元六年三月九日），溘然长逝。据他的学生记载，那时，狂风大作，洪水暴发，巨树连根拔起。

      穿过历史的幽暗曲折，800年来，朱熹的思想光芒一直在我们中间闪闪烁烁，甚至投射到了更远的地方——朱子学在日本和朝鲜都很兴盛。

      如果把国家软弱和思想文化繁荣的南宋比作一张宣纸，那么，朱熹、辛弃疾、陈亮、文天祥等就是一朵朵纸上的墨荷，而鹅湖书院，就是画作上鲜红的印章了。

      每当我们的情感为国运沸腾时，鹅湖这个小小的书院会发出清晰的回响。

      朱陆鹅湖之辩后13年的冬天，刚下过一场深雪，有两个人踏雪来到书院。他们不为哲学、只为抗金复国而来。我似乎听到佩剑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听到畅饮的酒杯在石凳上碎裂的声音，听到男人低沉雄阔的诗词唱和声——这一切都是那么令我着迷、令我血脉激荡。这是属于热血男人的、属于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

       可惜朱熹爽约没有来。10天后陈亮飘然东归，辛弃疾心中恋恋不舍，急起而追，无奈雪深泥滑，只得怅然东望，“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就在朱熹、辛弃疾为抗金复国大业难以实施而郁愤难当，不得不寄情山水、埋身学问时，就在他们满怀家仇国恨、时刻想要讨伐的强大金国的左邻，一个改变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正崛起在草原深处，他的名字叫铁木真。

      此时，辛弃疾并不知道铁木真的存在，但是冥冥之中，他一定预感到了这种力量的崛起。绍熙三年秋（1192），辛弃疾被召回京，宋光宗接见了他，此时52岁的辛弃疾已经等得太久了，从22岁南归，他在上奏军事思想与复国决战的等待中整整煎熬了30年。此时他以一个军事家的敏锐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向宋光宗提交了新的奏论——《论荆襄上游为东南重地》，第一次提出：天下之势，有离有合，其间有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力量在。宋金之外，有可能出现第三种政治军事势力。他说金“过盛必衰，一失其御，四分五裂，然后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号令海内，为之驱除。”辛弃疾所说的那个“鞭笞天下，号令海内，为之驱除”的英雄已经出世，此时正值30岁盛年，他就是叫铁木真，正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拉开征服世界的序幕。

       14年后，44岁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落，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成立了蒙古大汗国。

      一年后， 67岁的辛弃疾，在一个漆黑的雨夜，连喊三声“杀贼”，气绝身亡。

      稼轩之死就像一首急风骤雨的稼轩词，席卷过南宋低雨的天空，发出几声沉闷的回响。

       此时，成吉思汗正在他征服世界的战场上厮杀得酣畅淋漓。他逢敌必战，战必胜。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席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

        这样的场景曾是辛弃疾多少年梦中的渴望：“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可惜，英雄不遇。

      成吉思汗出生那一年，22岁的辛弃疾率25名骑兵夜闯金兵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那是何等意气风发、气势恢宏！

      假如辛弃疾与成吉思汗相遇，会是怎样的酣畅淋漓！成吉思汗就是辛弃疾梦中的那个自己。

      历史不能假设。辛弃疾与成吉思汗相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战场的厮杀中相见。他们只能像仇敌一样酣畅淋漓地厮杀。即使杀得你死我活也互相激赏，即使死在对方手里也是一种幸福。他们在对方眼里发现自己，在对方身上证明自己，这就是英雄的相见，既是生死仇人，也是前世知己。多少柔肠、多少豪气、多少深情俱在两目相对的瞬间展露无遗，那一瞬间的深刻似有千钧之重。可惜通常我们只看到敌对厮杀的血腥与仇恨，看不懂仇恨中的深爱、深爱中的无奈。

      正如70年后，文天祥与忽必烈的相见。纵然忽必烈有千般不忍万般不舍，还是不得不杀了文天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死得很幸福也很骄傲。他安稳地坐定了，面朝南方，对杀他的人说：我的事完了。他选择了为道义而死，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忽必烈和强大的蒙古帝国，肉体可以被征服，但道义不会被征服。他以一个人的气节打败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他是一个真正胜利者。而身为一国至尊的忽必烈居然尊重、欣赏一个傲视他至高无上权力的阶下之囚，并最终成全了他的骄傲和伟大。忽必烈是宽大而厚爱的，他一定深深注视过文天祥高傲的头颅，最后从心底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满怀深爱。历史的迷人之处常常在柳暗花明的瞬间，人格与人性的美丽与温暖让我们会心一笑又回味不尽。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1283年1月)初九日，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年仅47岁的文天祥以自己鲜血淋漓的大好头颅，为南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最完美的惊叹号。800年来，他那高贵的头颅，始终高悬在历史的上空。这种高悬甚至与历史无关，已纯然是一种美学象征。

      总有些比朝代兴衰更替还重要的东西，今天让我们揣摩不止的还是那一个个鲜活生命所散发出的光与热，所洋溢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美。

       一个时代的天空中有几颗璀璨的巨星，那么这个时代便被记忆和收藏了。破解了一个民族心灵的密码后，张承志说：机会也许在开始时就错过了，谁也看不见自己眼前眉睫的终结。永恒的只是你我透明的心灵。他还说，旗子的本质是飘扬过，不管飘扬得高不高，人们看见没看见，飘扬之后留下了什么。旗子追求的是猎猎飘扬，激烈地抖动着风，美丽的飘扬。

       朱熹、辛弃疾、陈亮、文天祥——都是南宋一面面激烈抖动着风、美丽地飘扬着的旗子。南宋因他们激烈飘扬而美丽了我们的眼睛。鹅湖书院小小的荷塘里潜藏着他们的光影，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