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有事回国。不巧因为飞机晚点困在旧金山机场，无聊之际，看了一眼在飞机场的一个名为“土山湾的宝塔”(The Tushanwan Pagodas)的展览。这一看不要紧，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00年前，世界博览会(当时称为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举行。1915年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在博览会上也有抢眼的表现，中国馆的展品包括门楼，雕梁的小庭，以及一座北京太和殿的复制品。在教育馆，来自中国的84座宝塔的模型也份外引入注目。这些是上海土山湾工艺坊的中国孤儿和年轻工匠的作品，精美的工艺，对细节的注重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塔”文化的源远流长。[2]

19世纪后半期，大批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上海徐汇区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基地。土山湾工艺坊是传教士们为了教中国孤儿一门手艺而建立的。在世博会结束后，宝塔模型被美国芝加哥的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购买并收藏。多年来一直储藏在博物馆的仓库里。2007年博物馆清货时这套模型流入民间，被一位美国收藏家(Christopher Jeffries家族)买下。2015年正值旧金山世博会百年庆典，84件饱经风霜的宝塔重现江湖，再度大放异彩。

利玛窦和徐光启

土山湾的故事要从1583年讲起。那一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葡萄牙在中国南部沿海的一小块飞地–澳门。他属于天主教中一个被称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教派。利玛窦花了几年时间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在当地人中传福音。他着儒服，说汉语，还给了自己起了中国名字。随后的几年，他在肇庆，南京，南昌等地传教。利玛窦在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敏锐地感到：要引领国人信教是相当困难的，而科学和教育则是打开其心灵的一把钥匙。于是利玛窦特意向国人展示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新知识。对于有兴趣的中国士大夫，利玛窦会将机械钟，棱镜和望远镜等演示给他们看，然后再找机会向他们传教。[1]

利玛窦博学多才，这为他赢得了很多朋友，也有不少人向他求教，明末高官徐光启是其中的一个。徐光启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与宗教来挽救衰落的明朝，两人随成了好朋友。后来徐光启为还皈依了天主教，成为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教名“保罗”(Paul Siu)。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共同将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Elements)的前六卷从拉丁文译成中文。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局限在数学，它把定理，公理，推导，证明等一套科学的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科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利玛窦也把他对中国文化和政府系统的意见写在他的《有关耶稣会在中国的远征》一书里，成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重要的原始资料。

徐光启祖籍是上海县人，在上海西部肇家浜、法华泾处有一所农庄别业。他晚年不做官的时候长期住在那里，白天耕种，进行农业试验，晚上著书立说。他在农业方面的著作包括《农政全书》等几十种。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就葬在此地，徐氏家族部分成员迁居于此形成聚居，所以后来此地被人称为“徐家汇”。

明末清初时耶稣会在中国的事工进展相当顺利。传教士在清廷里做官，另一位耶稣会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甚至成了康熙的老师，教过他天文和数学。不幸的是一场“礼义之争”毒化了清廷同罗马教廷的关系。1721年，康熙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基督教在中国再度进入低潮。

穷理劝学 教育救国

基督教重回中国是120年后的事情。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被迫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除此之外还被迫取消对基督教的限制。1842年耶稣会士回到中国，他们惊喜地发现徐光启的后代聚居在上海西部，虽然处境艰难，但很多人还坚持天主教的信仰。有这样良好的基础，将华南传教的大本营建立在徐家汇也就顺理成章了。传教士们在这里建立教堂，修道院，藏书楼，观象台，西式学校等，逐渐形成了一大片的教会区。建造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堂(徐家汇天主堂的前生)的土地是徐光启后人赠送的。

在天主教众多教派中耶稣会教士以精通科技，饱学多才而出名。他们中间很多人不但是宗教家，也是学者(比如利玛窦)，科学家(比如南怀仁，汤若望)，或艺术家(比如朗士宁，范廷佐)。他们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教育。耶稣会教士所到之处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各种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以及职业教育。在美国，耶稣会的著名大学包括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加州最老的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等。耶稣会在中国办学也非常积极，1849年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在徐家汇招收了二三十名中国儿童开始启蒙讲学。不久学校被正式命名为圣依纳爵公学 – 纪念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汇公学的前生。160年来徐汇公学名人辈出，比如作家叶辛，翻译家傅雷，科学家严义埙，周兴铭，汪应洛等，但最值得一提校友可能还要算马相伯。

说到马相伯，后人多尊其为爱国教育家，但较少为人提起的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毕业于圣依纳爵公学，然后接受呼招，投身教会，马相伯30岁获得神学博士后正式成为耶稣会的神父。到了1903年马相伯在筹划建立一所私立大学时首先想到的是借助教会的力量和办学经验。他毁家兴学，捐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给耶稣会作为建校基金。创办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时他是租用教会天文台旧址的多余房间。震旦最初有廿四名來自各省的学生入学。1905年，由于办学理念的不同，马相伯从教会控制的震旦大学辞职，另创一所大学 – 这就是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虽然号称是中国民办官助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同耶稣会依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马相伯先生所倡导的“崇尚科学”、“注重文艺”的理念都深受耶稣会科学和人文教育传统的影响，早期的课程设置上也多有借鉴耶稣会的教育大纲 - Ratio Studioroum。[4]

土山湾的崛起

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部，早年开挖运河时积土成丘，故因此得名“土山”。教会办的土山湾孤儿院于1864年开建。数年后，慈母堂落成后，孤儿们正式从青浦县迁入。孤儿们入教会小学读书，聪明的可以升入徐汇中学等进一步深造，另外一些学生则可以选择当学徒。孤儿院的工艺坊包括裁缝、制鞋、木工、绘画、雕塑、玻璃工、印刷等工作室。目的是教孤儿们一门手艺，这样他们成人后能够谋生。学徒们每日有两小时学习(国文、法文、物理、数学、地理等)，两小时自修《圣经》，九个小时工作学艺。学徒满师后有些离开孤儿院到社会上谋生，但是多数留在工艺厂做工人。成年后，不少男女孤儿成婚，土山湾附近逐渐形成一座百余户的教徒村。

在土山湾工艺坊画馆学画的人并不全是孤儿，有些是慕名把孩子送来，有些甚至是成人，如任伯年也曾通过土山湾画馆的友人学习过西洋画素描。刘海粟，徐悲鸿等人据说也在这里教过画。有人统计，在土山湾画馆接受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的严格训练的三百人之多，很多人后来成为一代名家。徐悲鸿曾写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摇篮之说可能有些过火，但对土山湾对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有过特殊贡献是不争的事实。[3]

木工部是土山湾孤儿工艺坊中最早设立的工场，它虽然没有画馆名气那么大，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点都不逊色。土山湾木工部以制造教堂工艺品著称。中国各地教堂的祭台、圣像、圣器等装饰用品，多由土山湾制作。这类产品还利用教会的关系销售到澳门、香港以及海外。

到了20世纪初，土山湾的声望如日中天。当时木工部主管是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葛承亮(Aloysius Beck)。从马可波罗以来中国的宝塔就一直让西方人着迷。葛承亮希望制作一套中国塔的综合研究，卖给欧美的大学收藏，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土山湾的实力和工艺质量。由柚木和其他硬木手工雕刻而成，有些还有精美彩绘，宝塔模型展示了这种中国最熟悉的建筑类型的非凡的美感，材质，大小的变化。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有些佛塔是1比50规模的精确复制品，而另一些更多的是想象力的产物。有趣的是，很多模型描绘的佛塔处于崭新的状态，而另外一些则复制宝塔的缺失飞檐、年久失修的状态，令人称奇。宝塔包括为人们熟悉的南京栖霞舍利塔，苏州双塔，淞江佘山塔等中国名塔。有些比如杭州雷锋塔现在已经不存在(在鲁迅时代倒掉了)，这些模型为世界留下了实物的记忆。

1915年，土山湾工艺坊代表中国选送参加旧金山世博会的展品包括，木雕牌楼，宝塔组合，以及《徐光启》等四幅水彩画。获得甲等大奖章一枚，银牌、铜牌各一枚。土山湾在1915年世博会的参展作品并不是没有人批评者的，当时的伯克利教授，Eugen Neuhaus，认为世博会中国的展品虽有很高质量但似乎满足于躺在过去的容光上，缺少艺术上的创新 (听上去很耳熟，不是吗？)。[7]

结束语

如果说土山湾的崛起出人意料，它的衰落却让人扼腕叹息，感慨万分。解放后不久全国进行了宗教改革，中国教会同罗马教廷的关系随之中断，外国传教士撤出中国。1960年，土山湾孤儿院关闭，工艺坊的各个工厂也在公私合营中被分拆。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教堂，包括徐家汇的天主堂，都受到不同程度损毁。士山湾工艺坊的出品，无论是绘画，玻璃制品，还是木制宗教用品，在国内的几乎损失殆尽。如今你要是想找土山湾的作品，那要出国才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土山湾已经消散在历史的迷雾中了。

土山湾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不幸的现代中国人对这段历史了解太少了。这套宝塔组合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既体现耶稣会教士的教育传统，又展示了中国孤儿们的聪慧手巧，工艺精湛。这里要感谢Christopher Jeffries家族在旧金山飞机场举办的这次展览，因为他们的慷慨，人们能在100年以后再次一睹土山湾颠峰时代的辉煌。

白露为霜注：2015年10月在SFO飞机场参观“土山湾宝塔”展览后颇有感动，回到上海后特意去徐汇区寻找历史的遗波，游徐光启墓，天主堂，藏书楼，徐汇中学，土山湾博物馆等地。特以此文纪念。关于这套宝塔模型是否能称得上国宝我是这样认为的，它也许不是出自名家之手，但由于历史的内涵，在世博会上得奖的经历，稀有程度(国内土山湾作品大多湮没)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圆明园的兽首，同样是传教士设计由中国工匠制做，同样流浪海外，可以称为国宝，这套宝塔模型也可以。

[1]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奇故事

[2]The Tushanwan Pagodas

[3]土山湾博物馆首页

[4]马相伯:教育救国 科学与人文并重

[5]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

[6]Getting Jesuitical in Shanghai (WSJ)

[7]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Paintings, Statuary, & Graphic Arts in the Palace of Fine A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