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去年夏天的一天(参见凉皮老谢的美国梦)。那天从116街地铁站走出来时都快10点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新闻学院百年庆典的蓝色条幅，目的地到了。

虽是初次见面，我们对哥大新闻学院其实并不陌生。小女儿小宝在高中时曾经在这里参加过一个新闻的暑期计划(CSPA)。她给我们说过很多有关这个学校的传奇故事。在暑期计划里，小宝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皱着眉头读半个小时的《纽约时报》，包括有关中东纷争等的最新动态。然后就是写，写，疯狂地写。其中的一个作业是到校园里做采访。访谈随便遇上的一个人，了解他的人生故事。等到CSPA结束的时候，小宝已经变成了一个“挖料”的老手：在谈话的时候知道如何不经意地将话题转到她想要的方向 -- 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有时简称为J-校)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新闻学院之一，它也是藤校中唯一的新闻学院，每年有数百名硕士生和少量博士生从这里毕业。其10个月的科学硕士(MS)计划提供了四个专业：报纸，杂志，电视和数字媒体。而9个月的文学硕士(MA)课程，专为经验丰富的记者磨练和发展自己的技能而设计，可以主修政治，健康，环境，商业，经济和艺术等不同方向。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出名之处有很多。新闻大楼由约瑟夫·普利策出资建造；著名的普利策奖和杜邦奖(另一个广播电视和数字新闻的大奖)是由新闻学院组织评选和颁发；学校还出版行业权威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双月刊。

哥伦比亚大学和普利策

谈到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不能不提及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他的故事听上去就像是美国梦的最佳注解。

1864年，匈牙利出生的普利策只身来到美国时只有17岁，身无分文，只会讲几句英语，而且一个人也不认识。开头几年贫困交加 -- 他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做最卑贱的工作。后来普利策在圣路易斯的一家德语报纸找到一份工作，并在一年之内从记者升到了编辑。

到了1878年，普利策买下了《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五年后，他又买下了《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并将两家报纸打造成新闻行业的典范。后来他还代表纽约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

1890年代，普利策的报纸同赫斯特家族(Hearst)的报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后果是双方都走低俗、耸动、“黄色新闻”的路线，报纸的质量迅速降低。普利策很快就意识到不负责任、迎合低级趣味的媒体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经过一段时间长考之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用自己的财富来为维护新闻业的最高价值做些事情。第一是设立普利策奖 -- 每年一度表彰美国最出色的新闻报导；第二是建立优秀的新闻学院，致力于提高行业水平，培养未来的领袖(当时大多数记者没上过大学，只要能写就行)。

普利策并没有看到他的梦想得以实现。到了1911年他去世的时候，根据《纽约时报》的讣告，普利策将200万美元捐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于创立新闻学院。1912年新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共191人。从1917年起，哥伦比亚大学开始颁发普利策奖。

如今普利策奖成为美国报纸、新闻、文学、戏剧以及音乐创造方面最负盛名的成就奖。它由哥伦比亚大学管理组织，邀请行业的精英来做评委。每年颁发21个奖项。在其中的20个类别里，优胜者获得证书和10,000美元的现金。新闻的公共服务类(public service)的获奖者则被授予金牌。

普利策论新闻

漫步在哥大的新闻大楼里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约瑟夫·普利策的存在。100多年过去了，胸像上的普利策，油画里的普利策，依然注视着过往的人们。他的话语被刻在地上，挂在墙上，时时提醒新一代的新闻人记住自己的社会责任。大半生都从事于新闻工作，普利策说过许多具有穿透力的话语。有关新闻稿应该怎样写，普利策是这样说的：

“将它放在读者面前，简要地因此他们会阅读，清晰地因此他们能欣赏，如画地因此他们会记住。最重要的是，准确地因此他们会被它的光所指引。”[注1]

“记者是国家之船桥上的瞭望者”(A journalist is the lookout on the bridge of the ship of state)，普利策指出，“…他透过迷雾和风暴预警前方的危险…”。普利策认为有什么样的新闻行业就有什么样的公众素质。他关于新闻最重要的阐述毫无疑问是下面一段，现在读起来也很难不被他所感染。这段格言被铸成铜板，悬挂在J-校的大厅里。

“我们的共和国与它的新闻业将一同兴起或衰落。一个有能力的，无私的，热心公益的新闻业，训练有素，知道对错，并有勇气来做正确的事，可以保存公共美德。没有它，民选政府只是假冒和愚弄。一个冷嘲热讽，唯利是图，蛊惑人心的新闻业在一段时间后将生产一个同它一样低俗的公众。塑造共和国的明天的能力掌握在未来的新闻工作者手中。”[注2]

谁才是共和国最后的卫士？其实不是士兵也不警察，而是新闻工作者。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外部的，而来自内部。任何权力都倾向于衰变(decay)，就像放射性材料都会自然衰变一样(只有半衰期长短的不同)。美国的国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才创立了三权分立来制衡未来的野心家。当然，三权分立并不足够，自由和独立的新闻也是民主的重要一环。普利策说得一点都不错。新闻工作者是瞭望者，是“看家狗”(Watchdog)，更是共和国最后的卫士。当官员腐败，政府滥权，社会不公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就是“狂吠”不已，让公众知道真像，然后通过法律或民主过程将腐败清除。如果哪一天，或被收买或是因为自己懒惰，“看家狗”不再狂吠，共和国离完结就不远了。

争议中的普利策奖

4月14日，经过几天紧张激烈的讨论，Pulitzer World Room洞开，本年度的普利策奖新鲜出炉。21个奖项中包括文学、戏剧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服务”奖。这项殊荣被授予两家平面媒体《卫报(美国)》(The Guardian US)和《华盛顿邮报》，嘉奖它们在年度最轰动的斯诺顿(Snowden)泄密案中进行的一系列新闻报道。2013年，斯诺顿叛逃国外，泄露了一大批非法获取的机密文件。卫报和华邮根据这些文件把国家安全局(NSA)的许多超出了法律许可和国会授权的做法推向了风口浪尖。评委评价两家报纸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时如是说：

“颁发给《华盛顿邮报》表彰它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广泛的秘密监视计划的报道。通过其权威的和有见地的报告帮助公众了解这一披露在国家安全的大框架中的位置。”

“颁发给《卫报》表彰其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监视计划的披露，通过积极的报道帮助引发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有关安全和隐私的问题的大辩论。”

卫报和华邮获奖其实是意料中的，毕竟斯诺顿泄密是几十年来新闻界的最大事件之一。要是没有得奖，我倒会为美国的新闻业感到担心。当然它并非没有争议。不少人，包括一些很有权势的，认为新闻媒体做了斯诺顿的帮凶，让美国政府丢了脸，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我并不这样看。美国政府丢不丢脸并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这两家媒体的报道而受到伤害。记者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成为尽职的守望者和看门狗。由于他们的工作，奥巴马政府以及国会正在商议对国家安全局的活动进行重大改革。我也欣赏普利策奖评委(他们多是行业中最优秀的人士，很多自己也是普利策奖获得者)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将新闻界最高奖颁发给这两家报纸，使得美国媒体的自由和独立性再次得到了印证。

美国的公众是幸运的，有这样的卫士睁大警惕的眼睛，有新闻界同仁的鼎立支持，共和国是大有希望的。

[注1] - “Put it before them briefly so they will read it, clearly so they will appreciate it, picturesquely so they will remember it, and, above all, accurately so they will be guided by its light.”

[注2] – “Our Republic and its press will rise or fall together. An able, disinterested, public-spirited press, with trained intelligence to know the right and courage to do it, can preserve that public virtue without which popular government is a sham and a mockery. A cynical, mercenary, demagogic press will produce in time a people as base as itself. The power to moul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journalis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以下均为原创照片：

新闻学院百年庆典

Low Memorial 图书馆前的雕像Alma Mater (母校)

Low Memorial 图书馆

哥大校园内景

工程学院前的“打铁人”雕像(Le Marteleur)

工程学院MUDD大楼 (工程学院的LOGO是皇冠加两把铁锤)

新闻学院门外景

新闻学院门前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

普利策的胸像和格言

新闻学院内景(Pulitzer World Room)普利策奖在此宣布

新闻学院内景

Butler 图书馆

哥大教师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