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有两套宪法．分别为日本帝国宪法及日本国宪法．

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公布于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
该部宪法的历史仅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宪法》，在东亚范围内，则是首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奥斯曼帝国宪法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首部真正得到实行的近代宪法。或许与宪法发布敕令上提到的“不可磨灭之大典”有关，在制定日本国宪法前的大半个世纪里，这部宪法没有经历任何修改或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的名称中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当时并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一直到昭和11年（1936年）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
该部宪法，兼具立宪主义和国体论的要素，一方面基于立宪主义确立了议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议会的权限也受到国体的制约和限制。
立宪主义的要素：
日本宪法中具备如下一些立宪主义的要素。
宪法第2章 保障臣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及秘密通信等权利，但其前提是上述权利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留。上述权利，是天皇恩赐给臣民的权利。但在日本国宪法中，这些权利是永久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此外，旧宪法中规定，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或“在法律范围内”，上述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或“安定秩序”的概念。这一点也与日本国宪法不同，后者仅仅规定了“社会公众的福利”是限制基本人权的唯一要素。但是，也有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现行宪法根据“社会公众的福利”对人权的限制也是一种根据法律的限制，因此与旧宪法相比，只是限制程度有差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从这种立场出发，旧宪法作为一国基本大法，明文规定了基本人权，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可被认为是相当超前的。
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立法权由帝国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掌控，司法权由法院支配。
宪法第3章规定 设立帝国议会，众议院由民选的议员组成。帝国议会具有法律的同意权，关于臣民权利、义务等带有法律保留的内容，未经帝国议会同意不得变更。另外，帝国议会也有法案提出权和预算同意权，可以通过审议预算来监督行政权力。此外，也有条件地具有上奏权和建议权（尽管最终需要天皇的认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但议会可以通过行使建议权对政策进行事实上的参与。）。
宪法第4章规定 天皇的行为应得到国务大臣的辅助。（大臣责任制或大臣进言制）。
关于内阁或内阁总理大臣的规定，主要见诸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虽然位居国务大臣之首，但其地位与各大臣平等，也没有对其他国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权或任免权，因此在表面上其权限并不大。[5]但是，内阁总理大臣具有机务奏宣权（奏请并宣读天皇的许可的权限）以及对国务大臣的奏荐权（奏请天皇任命的权限），因此在实际上仍具有强大的权力。
确立了司法权的独立。
司法权由天皇授权给法院行使，这意味着司法权的独立。另外，日本采用了欧洲大陆型的司法制度，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不是由司法法院，而是由专门的行政法院管辖。关于这一制度的依据，可以参考伊藤博文编写的《宪法义解》，书中提到行政权也需要从司法权中独立出来。
国体的要素
旧宪法中国体的要素如下：
接受皇祖皇宗“天壤无穷之宏谟”的神意，根据天皇继承“国家统治大权”的上谕，天皇被置于国家元首和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地位。所谓“国体”，就是规定天皇统治日本的基本体制。
从法理上将天皇统治权进行正当化的国体论主要由两个类别。一种是宪法起草者之一井上毅等人主导的国体论，另一种是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导的“家秩序国体论”。宪法制定之初，以前者为主流观点，但在甲午战争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后者的学说渐渐成为国家权威的通说。
天皇拥有被称为“天皇大权”的广泛权限。例如根据独立命令而制定法规的权力（第9条）、缔结条约（第13条）等不受议会制约而行使的权力等，在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找不到类似的规定。另外，虽说是天皇的权限，但在实践中，往往是内阁经过天皇了解许可后代为行使其权限。
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而只是天皇立法的辅助机关。
议会作为立法辅助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要天皇的许可和国务大臣的署名。另外，天皇也保留了发布紧急敕令和独立命令的权限。而帝国议会也没有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作为帝国议会的一部分，由非民选产生的贵族院行使与众议院几乎同等的权限。作为制约内阁的机构，设置了枢密院等机关。
此外，还有元老、重臣会议、御前会议等未经法律规定的众多议事机关。
独立天皇的统帅权，规定陆海军不对议会负责采取皇室自律主义，将皇室典范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从宪法典中割裂出来，使得议会无法干预。
宫中（皇室、宫内省、内大臣府）与府中（政府）的分离是基本原则，互不干涉。但是，执掌宫中事务的内大臣往往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推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宫中与府中的界线也并非完全清晰可分。


《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是自1947年来日本创建立法的文件，提供了日本政府的国会制度及保障了一些基本权利。根据宪法，天皇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国家的精神领袖）。这套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其第9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
这套宪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占领（Allied Occupation）时期撰写的，打算以自由民主的模式取代大日本帝国制度。这套宪法自采用以来，没有什么大改动。
日本国宪法中时常被列举的三大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在三大原则当中，尊重基本人权是最根本的原则．正因为每个人各自得到作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因此各人的考虑在政治上不得不得到反映，故需要到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于是，在个人被尊重的前提下，不得不建立和平的国家及社会，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的原则也被采用了。三大原则当中的尊重基本人权及国民主权，就算在各国近代的宪法也受到重视．在其他国家的宪法中，许多时以三权分立代替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的背后有自由主义，国民主权的背后有民主主义．两主义的融合，也称为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这并不是把两项主义的地位并列。自由民主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实现自由主义为手段，而采行民主主义；这是回应在民主之名下，以多数作为依归，大肆地蹂躏自由的苦痛历史而建立出来的考虑方法。还有，自由主义及尊重基本人权正是宪法中最重要的要素。尊重基本人权，被视为根本法理、根本规范；即使是经过修宪，这些理念也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共识。但即使维持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也有修正个别规定的可能性。例如，即使修改个别人权的规定，只要没有否定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也是可以的。故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是作为日本国宪法背后的三大理念，被加以尊重、保障。另一方面，这三主义似乎也有自身对立的地方。比如，自由主义与公众福利对立，民主主义与间接民主制对立，和平主义与行使自卫权对立。
以下对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加以说明。
尊重基本人权是对个人拥有人权的尊重，自由主义的表现．起初，是具有解放受国家压迫自由的人民的重要意味．基本人权在第3章具体地列举出来．在该章所列举的，是在宪法上受保障的人权．除了明文规定的权利外，也存在判例上所认许的人权．（知情权，私隐权等）为了避免权力肆意行使而压抑个人的人权，统治机构于是设定至不使权力集中至一个机构（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为了不使个人受到摧残，宪法就以自由主义为原则设立出来．
尊重基本人权，在旧时，就是要尽可能地人类的自由思想与活动，是以这样的自由主义作为基调而成的政治理念．作为政治的基本理念的自由主义，就意味从依据国家权力而作出压制中得来的自由．为了把这种从国家而来的自由展示出来，许多时称立宪主义，这是在对国家权力不信任的前提下而来．在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中，排除籍国家权力而来的强制，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而支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来说，是市民自由的扩大；经济上来说，是维持自由政策；更进一步来说，正因为自由主义是以确保个人幸福为目的，随着个人变成集体，自由主义被把握着为决定国家应走的路向．在日本国宪法，国家组织的规定和国民主权的考虑相互关连，沿袭著自由主义．
在现代，由于初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产生了贫富悬殊，自由主义受到社会权（所得的再分配）而来的修正．另外，随着现代的民主主义强烈依存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自由主义的重要性急速地増加．尤其是德国纳粹党在民主制中诞生，引致极大的祸害，也让世人明白不能保障国民自由的制度，不能被说是民主主义．故此，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变得密不可分而成为立宪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即使在日本国宪法，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时，自由也被规定成优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