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暂且不说，就说说我身边的两个邻居家的事吧。

      我的隔壁的邻居玛丽娅今年40多岁，她的哥哥是先天痴呆，20几岁就死了。她自己18岁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先天智力有障碍，老二也是儿子很正常，现在在一个公司上班；老三是个女儿，智力也比一般孩子低：上了六年职业高中，去年终于毕业了，在附近一个小学的餐厅工作。十多年前，玛丽娅和丈夫离了婚，她再婚的时候，她的爸爸就用自己的钱在一个好一点的town为她买了一个房子，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玛丽娅再婚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看上去挺好的，但上学以后发现在阅读和数学方面有问题，就参加了学校的特殊教育项目。七年以前，当她的小儿子五岁的时候，玛丽娅又从危地马拉领养了一个女孩。她的这个小女儿挺正常的，只是上幼儿园时在校车上坐不住，经常不听司机的话，玛丽娅只好自己接送孩子。可过了不久，就发现有一辆校车专门接送他的女儿了，现在她的小女儿每天上学都有校车到她家门口专门接送她一个人上学。而玛丽娅的大儿子今年30岁了，他也参加了由一个政府拨款的专门照顾弱智和有精神病 的人的机构(Mental Retardation Inc. )，也是每天有人开车来负责接送。

       五年前，我家刚搬来的时候，玛丽娅跟我说：我好想领养一对中国的双胞胎女孩呀，你能不能帮我带两个回来？我还以为她开玩笑，谁知今年春天，玛丽娅又从罗马尼亚领养了一个10个月大的小姑娘，现在，这个小姑娘已经会走路了。玛丽娅和她老公有一个自己的小公司，专门帮人家收拾草坪。玛丽娅自己顾不上照顾孩子，就请了一个南美的年轻女人做保姆。

        我心里犯嘀咕：这么多孩子，玛丽娅能照顾过来吗？我的另一个邻居说得更直接：“Don't Worry, the government are paying for her children.  ”

        如果说对弱智人的照顾体现了美国社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但有的人是不是过分地使用了这些资源？

        我的另一个邻居凯伦是我一起走路的朋友。她昨天告诉我：我弟弟终于离婚了。她弟弟大卫35岁结婚，有两个孩子。结婚四年后，妻子艾米想继续生孩子，大卫不同意，于是艾米提出分居，后来就在大卫上班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搬走所有的家具回了娘家，然后就提出离婚。艾米要求大卫把房子和游艇卖掉，用来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大卫坚决不同意。两年来，两个人争执的焦点就是孩子的抚养费，艾米要大卫一个月支付2500块钱作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而大卫年薪70000块钱多一点，如果每月支付两千五百块钱给孩子，再加上还房子的贷款，每月只剩下60几块钱。所以大卫就坚持每月最多出1800块钱，但艾米不同意，于是就诉诸法律，两人各自请了律师一本正经地打起官司来。

        两个人离婚历时两年，最后法院判定大卫每月出1800块钱的抚养费。官司打完了，大卫欠了律师29000块钱的律师费，而艾米欠了律师54000块钱的律师费，两人一共欠了80000多块钱律师费。凯伦痛心疾首的说：“如果把这个钱放在孩子的教育基金上，孩子以后上大学就不用愁了。” 最后大卫的律师说：如果让你分期付款的话，估计你到老也还不上，如果你能一次付清，我可以为你免掉11000块。后来大卫交给他的律师18000美元了结了。凯伦说这个钱多半是他父母为他垫上了。如今大卫同时与几个女孩约会，但坚决不提结婚的事了。据凯伦说，大卫的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都存在语言方面的障碍，两个孩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动画片，只要不看电视就一刻也静不下来。对读书听故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美国这个社会，有许多好的东西，但不是什么都好；有许多善良的人，但不是什么人都善良；有许多合理的政策，但不是什么政策都合理。其实，美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很多不那么善良的人，也有很多很多愚蠢至极的人。这些人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声明：我本人就是又傻又笨的人，各位千万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到政治高度上讨论，就事论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