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3月27日，星期六，两周前的今天我还在纽约的时报广场采访川流不息的纽约客，问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他们一致的回答：不戴，坚决不戴，疫情多么严重都不戴。

然而今天的时报广场已经空空如也。

就像恐怖片，时报广场的霓虹灯还在热闹闪烁，然而街道上的行人，咖啡馆里的喧闹，百老汇售票处的摩肩接踵，统统不见。

今天一早我查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新冠病毒的数据：美国感染人数已经位居榜首：85996人。

从该大学网站的图片上可以看出，美国病例数激增的时间点大概在3月中旬，就是我当时在时报广场采访的那一周，一片祥和热闹，初春的温暖刚刚开始浸润大家一个冬天的枯燥，可是病毒也在人们中间悄悄蔓延。

在纽约生活快10年了，从一开始不适应纽约客的“突发奇想”到开始欣赏他们的奇思怪想，这种妥协是慢慢达成的。还记得刚到纽约时会突然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对你今天的装束发出或是评论，或是赞美，或是品评时，我心里由衷觉得他们可爱，仿佛心里藏不住事的三岁孩童，总是要把心中最直觉的感受与你分享。所以在纽约街采，你总能有“挑起眉毛”的瞬间。

比如你问美国人为什么不戴口罩，一个看上去很有学问的老爷爷说在非洲每年有10几万人会死于营养不良，有的年轻人“冷血”的说这就是优胜劣汰，我有自信不会被这场适者生存的“游戏”淘汰。当你很着急地告诉他纽约市长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他还云淡风轻地说：他还把土拨鼠摔死了呢，我一点也不信任他。（纽约市每年都有土拨鼠日，大概是预示春天来临，市长会抱着一个被选中的土拨鼠。这要说到2014年现任市长白思豪在纽约史丹顿岛动物园，抱着土拨鼠拍照却一不小心把土拨鼠掉下来，导致其内伤并惨死。）

纽约客或者美国民众对于自己的政府有着深刻的不信任，这和他们的自由言论有关，也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关。比如今年又是大选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从川普上台时的蠢蠢欲动到如今的剑拔弩张，早就把彼此的揭底当成家常便饭，加上媒体对政府不留余地地或是攻击，或是嘲讽，让民众对当家的总有一种略带揶揄的旁观心态。这在控制疫情时尤其暴露短板，而面对这种短板的又岂止美国？

在意大利，政府一边要求封城，一边要应对民众在城内集会，抗议封城；在英国，政府一边要求酒吧暂停营业，一边要应付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地下酒吧；西班牙政府一边让民众不许出门，一边却要面临民众“海量”的遛狗需求。而政府也需要平衡疫情控制这个“临时”的任何和“政治正确”这个长久的传统。

在这场角力中，哈佛校长在关闭哈佛时发布的那段话在我看来最为动人，也最能反映西方人在看待这场疫情时精英阶层的态度：

“没人能预知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每个人都明白新冠病毒考验的是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与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的智慧和风度同行。”

只是当这种态度在宣布哈佛校长也不幸感染时，我的内心飘过阴云：西方人对自己价值观的笃定，是否会因为这次危机而松动？当有光照进这道裂缝，是否会有人重新拷问他们引以为豪的西方精神？如果会，那么未来又会指向何方？

每天刷着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我感觉对那些数字的脱敏和漠然正逐渐吞噬我最初的忧虑和紧张。然而取而代之的还有另外一种忧伤，一种对笃信西方价值观却不幸死去的那些人们，以及那些怀抱信仰并正在目睹一切发生的人们，他们失去的又岂止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