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把现代医学叫做西医，以表示和中国传统医学相对立。其实现代医学是世界医学，西方国家自己也有多种形式的传统医学，有的至今作为另类医学在民间流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顺势疗法。它是18世纪德国乡村医生哈尼曼发明的。1796年，因为不满当时医学乱用药，改行当了翻译的哈尼曼在翻译一本英文医学著作时，获悉金鸡纳能够治疗疟疾。他在自己身上试验药物的作用，服用了大量的金鸡纳，出现不良反应。据他说，这些症状和疟疾相似，他因此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理论：那些能使健康人出现某种病的症状的东西，是治疗这种病的良药。他按这个理论发明了“顺势疗法”，以表示和一般的“对抗疗法”不一样。

　　为了避免药物的毒性，哈尼曼用水对药物进行了稀释，而且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理论：把药物稀释得越多倍，药效就越强。哈尼曼提出，大多数药物都应该稀释10的60次方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往海洋里滴一滴水，也不过稀释了10的26次方，也就是说，顺势疗法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浓度，通常比沧海一粟还要低得多。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配一种顺势疗法的药物，把全世界的水都用完也不够啊，怎么配的呢？其实有点初中化学常识的人就能轻易做到：你不需要一次性地稀释，只要采用连续稀释的办法，想要稀释多少倍、多少次方都可以。

　　以曾在国内销售的一种稀释10的23次方倍的“护肝液”为例：拿一颗护肝药（什么药其实不重要，反正最后都是水），用水溶解，取出其中一毫升（算是原液），滴到1升水中，混匀了，就稀释1000倍了。再从中取出1毫升，滴到1升水中，混匀了，就稀释10的6次方倍了。如此连续稀释下去，总共花个十几分钟，连续操作8次，最后一次只加100毫升水，就可以获得100毫升的“护肝液”，每30毫升售价1000多元！如果你对所有的稀释液都不抛弃，全都配成“护肝液”，理论上你用1毫升原液可以获得10的23次方毫升的 “护肝液”，不过那样的话全中国的水都得被你用光。这其中的成本其实就是水，最初的1颗药的费用和劳动成本是微不足道的。这还不是最惊人的。顺势疗法有一种药物，是把一小块鸭肝或鸭心组织用水稀释了10的400次方倍制成的。这种“药物”在美国的年销售额是2千万美元，而用一只鸭子就可以满足全部的原料要求了。

　　根据阿芙伽德罗定律，1摩尔的任何物质包含有大约10的24次方个分子，也就是说，稀释到10的24次方倍以后，已不可能含有被稀释的成分的一个分子，全都是水分子了。所以买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高价买水，吃顺势疗法“药物”，就是在喝高价水。但是国外仍然有很多人愿意花大钱去“喝水”。比如有一位因为汉语讲得很溜、经常上中国电视节目的法国小伙子就相信顺势疗法，曾经在某个节目中对我说吃顺势疗法“药物”效果不错。顺势疗法“药物”如果能够有任何效果，也不神奇，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心理暗示作用，或者所谓“安慰剂效应”，许多疾病通过心理暗示也能治愈；二、有些疾病，患者喝水对恢复身体健康有好处。

　　在现代医学兴起之前，乱用药物会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靠“喝水”治病反而有其合理之处。因此顺势疗法在19世纪曾风靡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就渐渐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所顺势疗法学校在美国关闭。目前美国正规的医学院都不开设顺序疗法的专业，正规的医院也不采用这种疗法。顺势疗法在国际医学界被公认为伪科学、伪疗法，甚至被当成江湖骗术。但是国外民间相信它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仅有像上述法国小伙子那样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有大学教授，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试图为顺势疗法提供科学依据，声称在药物稀释过程中，改变了水的结构，虽然稀释到最后药物成分没有了，但是水有了药物的“记忆”，所以有了药效。这种观点不仅与物理、化学原理不符，逻辑上也说不通。用来稀释药物的水又不是凭空出现的，在其循环、流淌、运输、纯化等等过程中接触过无数杂质，该留下多少物质的“记忆”啊？凭什么只有稀释时接触的那种药物才能给水留下“记忆”？

　　顺势疗法也与时俱进，试图跟分子生物学结合起来。这门可称为“分子顺势疗法”的领军人物是艾滋病毒的发现者之一、法国著名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近几年来，蒙塔尼一直在声称他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在高度稀释的水溶液中的细菌DNA和艾滋病毒DNA能够诱导水分子发射电磁波信号。即使把DNA稀释10的18次方倍，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DNA分子，他仍然能检测到电磁波信号。他声称从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病人的高度稀释体液中能检测到这种电磁波信号，据此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新观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于肠道里的细菌跑到大脑里伤害了大脑引起的，可以用抗生素治疗，也可以用某种频率的电磁波来消灭细菌DNA产生的电磁波。

　　蒙塔尼在国外到处推销这些“革命性”学说，不仅得不到任何资助，还成了笑柄。在2008年他因为当年发现艾滋病毒与人分享诺贝尔奖之后，他在国外学术界的遭遇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中国却时来运转：上海交通大学聘请他担任全职教授，据说将投资三亿元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这门“分子顺势疗法”。于是这位早该退休的78岁老人，由于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能让国内高校创下聘请诺奖获得者作全职教授的先例，终于在中国焕发了青春，到中国领导医学革命来了。

　　2011.1.3.

（《中国青年报》2011.1.5.）